不知不觉间，千禧龙年就成了过去。想想这一年，千禧年将至之际最为喧嚣的恐慌，其实竟是人们担忧那古老的计算机程序无法识别“2000”年份而骤然崩溃的“千年虫”危机。
遥想那世纪末的惶恐，竟与一场程序逻辑的迷途指挥相关，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滑稽的记号，宣示出人类面对时间分界点时所特有的、一种既天真又焦虑的复杂心情。
那最后的日子临近时，世界都在屏息以待。
人们聚集在广场、街角，纵使素不相识，却依然彼此携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共同抵御一个未知而巨大的时代变迁。
城市里不断涌动着人潮，千禧之夜霓虹灯火彻夜通明，千万双眼睛凝视着巨大倒计时钟上数字的变换——
那是人类自发组织起来向时间索要的庄严仪式，一种充满稚拙却纯粹的集体信念。
旧世纪沉落之际，人们互相祝福呼喊，用手机信号尚微弱、短信容量极有限的初代诺基亚手机，笨拙而真诚地传递着对未来的祝福与贺词：
“亲爱的朋友，新千年快乐！”
此刻，人类仿佛全然无视了那些关于末日天劫的预言，而选择了以最朴素的方式互相守望，一同拥抱崭新岁月的来临。
当光芒散尽，寂静归拢，千禧的黎明缓缓延伸到平常生活的轨道之中。“新纪元”这个字眼并未带来天翻地覆的狂澜，世界依然照常运转，昨天种种担忧和幻想悄然退散。
2001年的春节刚过，巷口的鞭炮碎屑还没被人民收拾干净。
风里依旧有着硝烟的味道还有初春特有的湿冷，裹着远处菜市场飘来的鱼腥气，沈山阿忽然意识到，那个被念叨了一整个学生时期的“两千年”，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了过去。
电视里还在重播去年跨年晚会的片段，王菲穿着未来感的银色裙装唱《人间》，台下举着“2000”荧光牌的观众欢呼雀跃，可此刻再看，那些光亮像是从另一个时空透过来的，带着点不真实的光晕。
其实对“2000年”的期待，早在十几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那时候巷口的杂货铺里，总能看到印着“迎接新世纪”的挂历，画面大多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剪影，或者宇航员在太空中挥手的样子。
大人们说，到了两千年，火车会跑得比飞机快，家里的电话能看见对面的人，庄稼地里都不用人动手，机器自己就把活儿干了。
我们这些孩子信以为真，常常趴在操场的栏杆上数日子，觉得那一天到来时，天会变成另一种颜色，空气里都飘着糖果的味道。
真正走进2000年的那天，倒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尤其是这种山乡小镇。
元旦那天沈山河照样给加工厂工人放了两天假，邻居家的烟囱照样冒着烟，大家该干嘛干嘛。
早间新闻里说，全球都在庆祝新世纪，纽约时代广场的水晶球落下来时，数万人在广场上拥抱；悉尼的港湾大桥上，烟花像瀑布一样垂进海里。
可这些热闹隔着千山万水，传到这条老巷子里，便只剩下电视屏幕上转瞬即逝的光影。
现在回想起来，2000年更像一个无形的分水岭。
年初去王家村的加工厂，发现村口的土路铺上了水泥，以前要走个多小时的泥巴路，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家家户户用了十余年的黑白电视，基本都被换成了彩电，看着屏幕上的人忽然有了颜色，越来越逼真，总担心“那些人会不会从里面走出来”。
夏天的时候，乡政府安了宽带，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互联网”三个字，屏幕上跳出的网页像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能看到北京的胡同，能读到美国的新闻，甚至能和一个从未谋面的人聊天——
那时候叫“网友”，这个词新鲜得像刚摘的草莓，人们趴在电脑前，敲着键盘问对方“你那里的天是什么颜色”，觉得自己触碰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可2000年也带着旧时光的尾巴。
巷口的修鞋摊还在，老师傅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补鞋子的样子，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每次路过他的摊子，依旧会闻到皮革和胶水的味道。
秋天的时候，去郊外沿着田埂走上两个小时，照样能看到稻子被风吹得像金色的波浪。
最让人感慨的，是那些悄悄退场的东西。
比如lC电话卡、公用电话，几乎是以前人人必用的东西，可这一年里，带屏幕的“小灵通”渐渐多了起来，人们裤腰带上开始别着小巧的机子，能发短信，能打游戏，IC电话亭前的长队，不知不觉就散了。
还有录像厅，年初的时候还在播放《泰坦尼克号》，昏暗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到了冬天再路过，发现改成了卖手机的店，玻璃柜里摆着各种牌子的机子，亮闪闪的，晃得人睁不开眼。
跨年夜的场景至今记得清楚。全家守在电视机前数着倒计时。当12点的钟声敲响时，有人点燃了烟花，火苗窜上夜空，炸开一朵小小的光花，照亮了每个人期盼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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