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今我也能比较整全地来看待人性了，可她们呢？还是在执一种单一化单向度的片面在看待人性，不肯饶恕别人，唯独放过了自己。”昭熳说道。
“人家如今的变化恐怕也非是你想象的那样，人家恐怕也在反思也在自我检讨。至少我就曾听到过柳韵向我谈起过她心中的忏悔。奕璨要倔一些，不过现在恐怕也有变化。我觉得既然人性在普遍善恶兼有的基础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么忏悔才是一个人愿意真正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开始。”飞龙说道。
“光有忏悔是不够的，还得有纠错的行动和更新的改变与建设。象很多人，就只会批判，破坏，却没有建设性的改变和更新。是的，他们言辞很犀利，看问题的弊端和顽症看得很准，冷嘲热讽，激烈批判啥的，可真要问他们该要怎么解决这个弊端和顽症，困境和死结时，他们就没词了……”昭熳说道。
“我曾经也因为这个问题遭到过这些言辞犀利，慷慨激昂的批判人士们的口诛笔伐，说我态度暧昧，模棱两可，观点模糊，立场不鲜明，似乎怕得罪霸恶势力，似乎又想表现自己也有道德良知。他们这样看待我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的出发点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从一个更宏观更大的层面来看这些弊疾和顽症，而他们是从一个直接的表象的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些弊疾和顽症，所以我更喜欢用困境和死结这两个词语。”飞龙说道。
“具体说来呢？”昭熳说道。
“我们现在在批评这些统治者，执政者和行政官僚们如何如何贪婪，凶狠，霸道，虚伪，无耻，暴戾等等，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假如是换我们替了他们又会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旗鼓相当，可能还更糟糕。”飞龙说道。
“为什么？”昭熳说道。
“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这复杂得多的问题。在这片土地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一些民主转型的努力，结果呢？最终还不是又走回到了专制极权独裁的老路上来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我与佩洁甚至连奕璨都已意识到的民情秩序的问题。这里的民情秩序似乎还不足以支撑起民主的改变，太多太多的人的脑子里都还是那种根深蒂固的不成王便成奴的观念秩序，没有说要想到站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完全没有这一概念，因为压根就没有上帝信仰，因而也就谈不上有这样的观念秩序和文化传统，自然也就很难有这样的制度选择。”飞龙说道。
“所以呢？”昭熳说道。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信仰上，在观念秩序上融进西方的上帝信仰及其民主与制衡的经验，然后与我们的本土化文化结合，寻找到一条既符合我们的本土化又符合普世价值的综合组合之路。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为两种观念，文化之间必定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想要达到真正的最终磨合融洽与和谐的程度，肯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飞龙说道。
“为什么非要融进西方的上帝信仰及其观念秩序和民主与制衡的经验不可呢？”昭熳问道。
“因为从我们的传统的本土信仰与观念秩序及文化习惯中找不到突破现在发展的瓶颈与困境的出路。”飞龙说道。
“那为什么又必须要强调要结合本土的文化传统与民情习俗呢？”昭熳说道。
“因为文化是具有遗传基因一般的绵延和影响作用的，我们的语言方式，文字方，情感方式，偏好，待人接物，相处交往等等，从母亲的胎腹里就被遗传和继承了这样的秉赋特色，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是带有浓郁的不可自我否认和抹去的本土化特色的。除了上帝，没有谁有能力使我们的这种情形得到逆转和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如此。这或者也是上帝的一个用心，就是要设定和赋予我们在这种不可抗拒和改变自身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制约的情形下来考验我们寻求自我变革与更新的智慧，勇气和耐心。”飞龙说道。
“上帝之下，一切特色都不能再称为特色。”昭熳说道。
“是的，上帝是我们的一切精神概念活动得以成其为可能的前定秩序，认同，相信和基础。”飞龙说道。
“可否举例谈谈？”昭熳说道。
“比如一加一等于二是我们发明的吗？是我们设计设定和赋予的吗？是我们自由意志的创造与作品吗？显然不是。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它？要接受它？要简单地相信这个事实？我们不是这个精神与概念的原创，我们只是在发现，而且我们的这种发现能力也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被先在赋予和设计限定的，所以我们不要狂妄自大和得意忘形于于我们意识能动性的自由发现与创新，而是应在这种发现与创新中保持敬畏，谦卑和感恩，因为这样一种能动性的自由发现与创新的能力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正如我们的经验与印象，分析与判断等等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是被赋予的一种能力，这才使我们具有了主观的认识形式，然而这种被赋予的主观认识形式一定是具有被限定性的，任何被赋予的东西都具有一种被限定性，这限定性是赋予者赋予它们的，因此在这种限定性下，被赋予者首先无法认识赋予者本身，其至还被限定无法认识很多东西，也就是它可以貌似无限地活动，但其活动永远被限定在某一个范围，层面和场域内，而对其之外永远无法逾越。”飞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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