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审知站在了望塔上，目送着郑珏和他那几位士人同伴的身影消失在通往泉州城的官道尽头，直至被扬起的淡淡尘土和远处摇曳的树影吞没。晚风拂过他略显疲惫却异常明亮的脸庞，带来下方营地中士兵们操练的呼喝声、锅灶间竹炭燃烧的噼啪声，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卫生歌》的哼唱。
阿福噔噔噔地跑上塔来，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兴奋：“三郎，您可真神了！那几个老学究，最后脸都绿了，尤其是那个郑先生，走的时候袖子甩得跟抽风似的！”
王审知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郑珏最后那阴郁而不甘的眼神，像一根刺，提醒着他这场基于事实与数据的较量，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对抗，往往比真刀真枪的战争更持久、更曲折。
“数据……只能说服愿意讲理的人。”他低声自语，像是在对阿福说，又像是在提醒自己，“而对于那些坚信‘祖宗成法’不可变更、‘义利之辨’高于生死的人，再精确的数字，也可能被视作歪门邪道。”
然而，在当下的军营里，数据的说服力确实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
接下来的几天，全军推行煮沸饮水和卫生措施的阻力明显减小。各营将领，哪怕是之前最抵触的几位，在看到中军大帐那份对比鲜明的发病统计竹简后，也都或多或少地加强了对本部的督促。毕竟，维持战斗力是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兵力过不去。
王审知“善巧思”的名声，也随着防疫成效的显现和那日与郑珏的当面对质，如同插上了翅膀，在数千人的队伍中迅速传播开来。
以前士兵们私下议论他，多半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怀疑，甚至些许看笑话的意味。“那个王三郎”、“读书读傻了的”、“尽折腾些没用的”。但现在，称呼悄然变成了“王参军”、“有巧思的王先生”，语气中也多了几分敬佩和信赖。
当他行走在营区间，巡查卫生措施落实情况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正在用新学的“草木灰洗手法”搓揉手指的老兵，会抬起头，咧开嘴对他憨厚一笑：“王参军，这法子真好，俺这老烂手都觉得舒坦多了！”
带着“卫生兵”袖标、负责监督水井的年轻辅兵，会挺直腰板，认真地向他汇报：“报告参军！今日巳时、未时各煮沸井水一次，均已记录在册！”
甚至有一次，他路过伤兵营，看到一个腿伤正在愈合的士卒，正笨拙地试图用两根树枝夹起一块烧烫的、用于消毒布巾的石头，以免烫伤。王审知驻足看了一会儿，上前稍作指点，教他如何将树枝前端削出卡槽，更稳固地夹持物品。那士卒学会后，眼睛发亮，连声道谢，看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纯粹的崇拜。
这种来自基层的、朴素的认可，让王审知心中暖流涌动。这是一种与他作为历史系研究生时在论文中获得好评截然不同的成就感。这里的每一个点头、每一句感谢，都关联着一条可能被挽救的生命，一种可能被改善的生存状态。
然而，正如月光之下必有阴影，“巧思”之名在带来威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更多的审视和暗地里的非议。
这非议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其一便是以郑珏为代表的保守士人阶层。那日离开军营后，郑珏并未返回城中居所，而是直接去了几位致仕官员和本地乡绅处。很快，一些不利于王审知的言论便开始在士林圈子和部分豪强之间悄然流传。
“王氏三郎，所学驳杂不精，专好奇技淫巧，恐非正道。”
“以匠人之术治军，尊卑不分，体统何在？”
“听闻其防疫之法，竟强制士卒以沸水为饮，此非《周礼》所载，劳民伤财，不知其居心何在？”
这些言论暂时还未传到军营底层，但却像无声的暗流，在王审知尚未能完全触及的泉州上层社会缓缓渗透，等待着发酵的时机。
另一方面的非议，则来自军中的部分中高层军官。他们并非像郑珏那样出于意识形态的反对，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嫉妒、不适应以及对新权力结构本能的警惕。
校场一角，几位队正、百夫长围坐休息，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王审知身上。
“嘿，如今这军中，风头最劲的可是王三郎了。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说是什么‘巧思’先生。”一个面色黝黑的队正酸溜溜地说道，拿起水囊灌了一口——里面装的是已经放凉的白开水，他下意识地咂咂嘴，似乎还在怀念以前直接掬起溪水痛饮的畅快，但终究没敢再那么做。
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百夫长哼了一声：“巧思？不过是些取巧的把戏罢了。当兵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是敢拼敢杀的悍勇！整天琢磨着怎么洗手、怎么烧水、怎么挖坑，像个娘们似的婆婆妈妈，能打胜仗？”
“张头说的是。”另一人附和道，“而且你们没发现吗？自从他得了势，咱们这些老行伍说话都不如以前管用了。那些小兵崽子，现在动不动就把‘王参军说……’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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