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一章回。
马飞飞愣住了。旁边的李家卫赶紧翻查资料，凑过来低声说：“马哥，查着了。老人叫忽必中，早年是直隶提督府的文书，清朝亡了后，带着女儿逃到重庆。十年前，他女儿忽晓梅在重庆女中读书，性子烈，跟着同学参加学潮，揭发码头官员勾结商人贪污赈灾粮——结果没过几天，就被人堵在河堤上，推下河淹死了。当时案子报上去，却被上面压了下来，说是‘失足落水’，连凶手都没查。”
忽必中听见这话，哭声更凶了，指甲抠着地上的泥，指缝里全是黑污：“压下来……就因为那些官员和邓家这样的富商有往来！我找了十年，告了十年，衙门的门都快踏破了，没人理我！我女儿的冤屈没处说，只能自己来报仇……我没错！”
酒窖里静得可怕，只有忽必中的呜咽声，混着外面飘进来的雾气，裹得人心里发堵。邓翠新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花白的头发，声音轻得发颤：“老伯，我父亲……我父亲当年捐过钱支持学潮，还帮着遇难学生的家人请律师打官司。他从没跟那些贪官勾结，您报仇，报错人了。”
忽必中猛地抬头，眼里满是不信，通红的眼珠死死盯着邓翠新，可看她眼神坦荡，没有半分虚浮，再想起这些年自己偷偷查邓家，确实没找到半点和女儿命案相关的证据，嘴唇哆嗦着，终于说不出一句话——他赌上十年光阴、拼了性命策划的复仇，从根上就错了。
军警上前，伸手要架起忽必中。他没有挣扎，只是缓缓转头，望着酒窖深处的黑暗，像在看十年前那个阴雨绵绵的河堤——那里有他女儿最后一声呼救，有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痛。他的眼神空得吓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连哭都没了声音。
邓翠新获救的消息，第二天就悄悄传遍了山城。马飞飞怕这事闹大——陪都刚从日寇轰炸里稳住局势，若是传出“前清遗臣为女复仇绑架富商”的消息，难免搅得人心惶惶。他和警备厅商量定了，对外只说“绑匪系日寇收买的汉奸势力，已全部抓获”，低调结了案。忽必中被秘密押往渣滓洞监狱，此后再没了音讯；胡老鹰贪财做帮凶，证据确凿，判了绞刑，临刑前还在喊“我只是赚点小钱，不该死”；其余几个跟着打杂的绑匪，全被流放到新疆，这辈子都不许回重庆。
邓大华要把五十根金条硬塞给马飞飞，用红布包着，沉甸甸的。马飞飞却推了回去，语气诚恳：“邓先生，酬金我不要。只求您一件事——以后多帮衬平民女生上学，别让她们像忽晓梅那样，有冤没处说，有理没处讲。”转头他又硬着头皮找戴老板，把请求说清楚：“陪都的女学生太难了，没钱的读不起书，受了欺负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您能不能推动一下‘女子受教权法案’？让更多女生能读书识字，比给我多少金条都强。”
戴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想起马飞飞在东太平洋战场抱着炸药包炸日寇碉堡的模样，终是点了头：“行，这事我来办。”
三个月后，“女子受教权法案”真的通过了——条文里写着“公立学校不得拒收女生”“贫困女生可申请全额助学金”。邓翠新当天就辞了家里安排的“商界名媛”差事，收拾行李去了陪都女子师范当校长，专门招平民家的女儿。开学第一天，她把那枚祖传的银杏叶胸针别在校旗上，站在操场上对挤满院子的女生们说：“读书不是为了穿绫罗绸缎，是为了自己能辨是非、能护自己——将来再遇到不公，不用像忽晓梅那样，只能白白受委屈。”
邓大华还是过意不去，在歌乐山脚下买了幢带花园的洋楼，红砖墙、绿草坪，是重庆城里少有的精致住处，非要送给马飞飞。马飞飞推辞不过，只在楼里住了半天，就把钥匙交给了周力为——周力为那阵子正愁孤儿院的孩子没地方住，马飞飞指着花园里的空地笑：“这儿种上银杏树苗，等树长大了，孩子们能在树下读书写字。”后来那园子里的银杏真的长起来了，每到秋天，叶子落得满地金黄，成了孩子们最爱的玩耍地方。
一切安顿好时，东太平洋战场的电报又催来了——日寇在硫磺岛附近蠢蠢欲动，军统要马飞飞立刻归队。他没跟任何人告别，收拾了个帆布背包，装着几件换洗衣物、那枚青铜罗盘，自己悄悄去了火车站。
可刚走到站台，就看见邓翠新站在那棵老银杏树下。她穿着师范的浅灰校服，袖口还沾着粉笔灰，手里攥着个木盒子，头发扎成简单的麻花辫，和初见时那个留洋归来、戴着珐琅胸针的小姐判若两人，却更像七年前外滩公园里，捧着《人权宣言》朗读的那个干净女生。
“马先生。”她快步走过来，把木盒子递给他，指尖有点红——像是刚打磨过木头，“我……我照着家里的胸针，让银匠新打了一枚。您别嫌弃。”
马飞飞打开盒子，里面躺着枚小巧的银质银杏叶胸针，比邓家祖传的那枚薄些，叶面上刻着一行细字——“雾散有光，路在脚下”。正是他之前跟师范学生们说过的话，被她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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