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时钟的指针仿佛被无形的狂暴力量肆意拨弄，整个时代在喧嚣与混乱中剧烈震颤。
1月26日，上海夺权风暴，裹挟着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越过蜿蜒曲折的长江，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朝着安徽大地猛扑过来。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原本平静如镜的安徽各地群众组织，瞬间被卷入这股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之中。
街头巷尾，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施了魔法，贴满了大字报。那油墨未干的字迹，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卷曲，仿佛在瑟瑟发抖，又似在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疯狂。广播站里，激昂尖锐的口号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仿佛要将这脆弱的玻璃震碎，让那疯狂的声音传得更远。
从省会合肥到沿江的安庆、芜湖，再到工业重镇淮南，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人们举着鲜艳的红旗，攥着语录本，在刺骨的寒风中激烈辩论，那声音仿佛要冲破云霄。夺权的行动如同星火燎原，以风驰电掣之势迅速在各个单位、街道、乡村蔓延开来，所到之处，皆被这股疯狂的浪潮席卷。
原本熟悉的邻里、同事，转眼间因立场不同，仿佛中间隔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整个安徽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纷争之中，硝烟弥漫，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场风暴中，“夺权派”与“反夺权派”，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脸颊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1·26夺权好得很”，那声音仿佛要穿透一切阻碍，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他们眼中，这场夺权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壮举。
而“反夺权派”，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阴沉得可怕。他们扯着嗓子，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着“1·26夺权好个屁”。在他们看来，对方的行为是对现有秩序的野蛮破坏，是对稳定生活的无情践踏，将“夺权派”视为妄图颠覆一切的“反革命”“保皇派”，是社会的毒瘤，必须予以铲除。
最初，好屁两派还只是在街头展开激烈的辩论，那场面如同两军对垒，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冲突逐渐升级，如同火药桶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从何时起，辩论场上开始出现推搡，原本的文斗渐渐变了味，仿佛一场暴风雨前的预兆。
有人开始偷偷准备棍棒、刀具，那冰冷的武器在黑暗中闪烁着寒光。终于，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第一声尖锐的刀械碰撞声响起，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这脆弱的平衡，矛盾彻底激化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一场血腥的厮杀即将拉开帷幕。
上级虽然敏锐地察觉到安徽局势的严峻，多次下达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平息这场风波。工作组进驻各个地区，召开调解会议，张贴告示呼吁停止争斗。但这一切努力，就如同往熊熊燃烧的烈火中投入一捧细沙，仅仅能让火焰短暂地黯淡一瞬，转眼便又重新燃起，问题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安徽大地上肆意狂奔，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合肥的街道上，装甲车碾过碎石的轰鸣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淮南的工厂区，浓烟滚滚。双方在残垣断壁间激烈交火，子弹呼啸而过。安庆、芜湖的江边码头，市区也被当作战斗工事，那原本繁华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战场，一片混乱。两派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让人不寒而栗。
7月6日，安庆“好派”与“屁派”在安庆纺织厂因一场激烈的辩论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致使多人受伤，鲜血染红了地面。当晚十点左右，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如脱缰的野马，从三中附近快速驶出，在桐城境内百年河大桥下的河滩上，突然，车辆发生了意外，如同一只折翼的鸟儿，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同行28人中，有三位因车祸在这场意外中失去了生命。
此即所谓的“七·六事件”，安庆首次大规模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为此，“屁派”以此为借口，向好派发难。第二天，在援越街（吴越街）与人民路（新宜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屁派”抬着三具尸体游街，那场面如同一场恐怖的游行。但当时他们并不说是车祸，而是污蔑为对立派殴打致死，那谎言在人群中蔓延。安庆市民为之震惊，因而“屁派”取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支持，仿佛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随尸游行至文化馆（劝业场）之后，继续前行。在子弹壳（梓潼阁）附近，有一年轻女性勇敢地说出了车祸真相，那声音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结果却出现了荒唐的一幕，“屁派”相关人员为报复，如同恶魔般要求该女子与死者亲嘴，那行径令人发指。
当天傍晚，天要黑不黑的时候，街上突然响起了警报。警报是百货商场顶层钟楼发出来的，那凄厉而恐怖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召唤，让人毛骨悚然。安庆市民大多没听过，顿时慌乱一片，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大概也就几十秒钟时间，整个大街就如被水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个人，人们纷纷躲藏起来，生怕被这疯狂的浪潮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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