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四月，春日的阳光像融化的蜂蜜，稠稠地淌在校园的青砖地上，连空气里都浮着层暖洋洋的慵懒。可这平静底下，却藏着点不一样的东西——尼克松访华的2周年就快到了，像片羽毛轻轻搔着每个人的心尖。校园围墙上的爬山虎绿得发亮，叶片间漏下的光斑晃啊晃，倒像是在墙上凿开了道细缝，让外面的风，能悄悄吹进来一点点。
音乐课教室在西头，墙皮剥了些，露出里面浅黄的砖，倒比别处多了几分温厚。阳光穿过蒙着薄尘的窗玻璃，在那架旧风琴上铺开片碎金。琴键的漆掉了好些，露出底下木头的纹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女老师穿件月白色的连衣裙，洗得领口都有些软塌，头发用根素银簪子绾在脑后，垂在颈后的发丝被阳光照得透亮。
她坐下来，指尖刚触到琴键，风琴就“吱呀”哼了声，像是伸懒腰的老猫。《小小银球传友谊》的调子本该像蹦跳的溪流，此刻却歪歪扭扭的，每个音符都像被什么绊了脚，跌跌撞撞往前跑。
“歌如潮来，花如海……”她跟着唱，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可唱到“小小银球传友谊”，尾音突然打了个颤，像被鱼刺卡了喉咙。手指僵在琴键上，指节泛白，眼里蒙了层雾，说不清是慌还是愁。
“我舅舅……在美国开餐馆呢。”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却像颗石子投进静水。教室里霎时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声儿。同学们的眼睛都瞪圆了，有的嘴还张着，像是忘了怎么合上。那时候，“美国”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谁也不敢随便碰。
“老师！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何四九“腾”地站起来，嗓子尖得像刮玻璃。紧接着，教室就炸了锅，“就是！怎么能说这种话！”“这是反动！”女老师的脸唰地白了，比她的连衣裙还白，她慌忙站起来，手在胸前摆着，嘴唇哆嗦着，却没吐出一个字。眼里的雾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像朵被雨打蔫的梨花，连站着的力气都快没了。
班长这时站了起来，他平时说话就稳稳当当的，此刻声音更沉：“同学们，先别吵。老师许是太想亲人了，说顺了嘴。”可好些人还在嚷嚷，女老师终于忍不住，用手背抹了把脸，转身跑出教室，裙摆扫过门槛时，带起了阵细尘。我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闷闷的。她不过是把藏了好久的念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漏了句，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呢？
课间的广播喇叭总是挂在老槐树上，铁皮壳子被晒得发烫。同学们扎堆站在底下，等着听新闻，像群仰着头的小麻雀。今天播的是《上海公报》，广播员的声音字正腔圆：“中美双方声明：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突然，喇叭里窜出阵“滋滋”声，像无数只小虫子在叫，听得人耳朵发痒。
就在这时，杂音里钻出来句英语，清清亮亮的：“We hope to reduce the danger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nflicts……”是校广播技术员调设备时不小心放出来的。那年代，英语稀罕得像冬天的蚊子，这一声出来，操场上的人都愣了，接着就炸开了锅。“这啥呀？”“像英语！”“是不是反动广播？”
广播室的小窗户里，校技术员的脸涨得通红，手忙脚乱地转着旋钮，头探出来喊：“对不住！对不住！调错了！”可没人听他的，都围着喇叭议论。教导主任背着双手走过来，脸板得像块青砖：“怎么回事？谁放的反动东西？”技术员赶紧跑出来，腰弯得像根弓：“主任，是我不小心，真不是反动的。”主任皱着眉盯了他半晌，才哼了句：“下次仔细点。”转身走了。
技术员抹了把汗，可那句英语像颗蒲公英的种子，落进了好些人心里。我摸着发烫的耳朵，总觉得那串陌生的音节里，藏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宣传栏的玻璃擦得锃亮，里面贴满了乒乓健儿的照片，红底黄字的标语衬得照片格外精神。庄则栋站在领奖台上的那张最大，他举着奖杯，嘴角扬着，眼里的光比奖杯还亮。我趴在玻璃上看，忽然发现他的运动裤膝盖那儿，有块补丁，藏在红色里，却像颗星星似的扎眼。
“你看，庄则栋的裤子有补丁。”我碰了碰旁边的吴建国。他推了推鼻梁上的旧眼镜，仔细瞅了瞅：“这有啥？说明人家朴素。”“可他是冠军啊，咋还穿带补丁的？”我挠挠头。吴建国想了想，指着照片说：“也许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心里装着赢球，不在乎穿啥。”我望着那块补丁，突然觉得它比奖杯还沉。
地理课教室在东头，窗户大，阳光能铺满半间屋。王老师头发都白了，戴副老花镜，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都像盛着阳光。他抱着个地球仪走进来，铜支架在地上拖出“咯吱”声。“今天咱们学地球自转。”他把地球仪放在讲台上，手指轻轻一转，蓝色的海洋、褐色的陆地就慢慢转起来，像个缩小的世界在眼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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