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拣着傍晚天擦黑时出门。那会儿街面上的人渐渐散了，小贩收摊的铁皮桶叮当响，自行车铃在暮色里飘得远，最不容易被熟人撞见。
我骑着“永久”，载着刘琴在沿江路上沿着长江慢慢转，车后座的她轻轻靠着我，发梢偶尔扫过我的脖颈，痒得人心尖发颤。
路边的馄饨摊还冒着热气，巷子里飘来谁家收音机里《红灯记》的唱段，她会凑在我耳边，用细细的声音讲待业时的趣事——比如帮邻居看孩子，被小家伙抓乱了头发，或是去粮店排队，遇上好心的大妈让她插了队。
她的声音混在风里，软乎乎的，比收音机里的戏词还动听。我也会跟她聊文书工作里的小插曲：张大爷办居住证时把出生年月写错，闹了“老顽童”的笑话；李婶开证明时忘了带户口本，急得直跺脚，最后还是我帮她去家里取的。我们的笑声被晚风裹着，飘在马路上，连渐渐沉下来的夜色都变得温柔，仿佛这古老的江边马路、这暮色，都只装着我们两个人。
后来刘琴在她父亲的工厂找了份临时工的活儿，当厂里给她发了副白色棉线劳保手套。那手套薄薄的，针脚算不上细密，指缝处还带着点线头，可她当成了宝贝，每天揣在布包里，连干活时都舍不得戴，怕磨坏了。
入秋后天渐冷，有天傍晚风特别紧，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割得生疼。她约我在四号码头见面，我提前半个钟头就到了，手插在口袋里，在寒风里来回走动，心里却盼着她能快点来。
当我远远看见她的身影时，我赶紧迎了上去。她裹着件旧外套，脸蛋冻得通红，从布包里掏出个东西，红着脸递过来，指尖还带着点凉气：“你骑车腿不方便，风一吹准凉，我把手套拆了，织了这个……”我接过来一看，是对米白色的护膝，针脚密密麻麻的，摸上去软乎乎的，还带着点淡淡的机油味——那是她在工厂上班时沾上的，混着她手心的温度，暖得发烫。
我攥着护膝，心里像揣了个小火炉，连刮在脸上的冷风都好像不那么刺骨了。那会儿物资紧俏，一副劳保手套已是稀罕物，她却拆了织成护膝给我，这哪里是普通的毛线，分明是她趁着工间休息、晚上就着台灯，一针一线攒下的心意，每一针都绕着牵挂，每一线都裹着疼爱。
还有一次，我加班整理居委会的旧档案，她来帮忙，天都黑透了，整栋楼只剩档案室还亮着灯。屋里堆着一排排旧文件柜，漆皮掉得斑驳，露出底下浅黄的木质纹理，空气里飘着老纸张特有的霉味儿，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偶尔还有窗外的猫叫，“喵”的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家离居委会不远，稍有时间，她就在家里借理由就溜了进来。
这天晚上，气氛慢慢变得不一样。我看着刘琴垂着的睫毛，在台灯暖黄的光里投出淡淡的影子，像两把小巧的扇子，轻轻颤动着。我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手心也开始冒汗。就在我们第一次小心翼翼接吻时，我没站稳，身体一歪，“哐当”一声碰倒了旁边的文件筐。
里面装的是1976年地震时原来街道革命委员会干部职工值班记录，一沓沓纸哗啦一下散了一地，像下了场无声的雪，落在我们脚边。那些纸页都泛黄了，上面的钢笔字有些模糊，却还能看清“谁值夜班”“帮居民转移物资”的记录，字里行间藏着当年的紧张与慌乱，也藏着邻里间的互助与温暖。
我们俩都慌了，赶紧蹲下来捡，指尖偶尔碰到一起，又像触电似的飞快缩回去。抬头对视时，都忍不住笑了，脸颊烫得厉害，像两个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
那些旧纸页记着过去的沉重，可那一刻，我只觉得青春里的这点悸动，像一束光，把那些沉重都照亮了，让这满是霉味儿的档案室，都充满了希望与暖意。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刘琴的母亲退休了，她顶替母亲进了B电器厂，成了正式工人。
那天她来找我时，眼睛亮得像星星，一把拉住我的手，声音里满是兴奋：“我到厂里报到了，也是工厂的人了！以后就能吃商品粮，拿固定工资了！”
在她家看来，这是天大的“阶级跃迁”——从待业青年变成国营工厂职工，身份彻底不一样了，她仿佛一下子迈进了另一个圈子。
她的世界确实一下子大了。我们每次见面，她总跟我讲厂里的新鲜事：新同事有多热情，车间里的流水线有多先进，机器运转的“哒哒”声多有节奏，甚至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还香。
她说话时眼里闪着光，那是我从没见过的兴奋。可渐渐地，我也察觉到了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盼着见面，偶尔来一趟，也总说“厂里忙，要加班”；说话时会突然走神，眼神飘向远处，好像心里装着很多我不懂的事。
我握着她的手，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好像多了层看不见的膜，有些东西正在慢慢变远，像手中的沙子，无论我怎么用力攥着，都挡不住它从指缝里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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