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宜城像被扔进烧得发红的砂锅里。柏油路被太阳烤得软塌塌，脚一踩就能粘住鞋底，连街旁的老槐树都蔫了叶子，枝桠间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里发慌。
但长江边石化水厂围墙外，那截巨型排水管下却是片难得的清凉——这管子直径足有两米，是水厂排出地下水的主管道，管壁常年沁着潮气，一到暑天就凝满密密麻麻的水珠，顺着黑黢黢的铁皮往下滴，砸在地面的碎石子上，溅起细碎的凉雾。风一吹，连空气都裹着沁人的湿意，活脱脱一台天然空调。
我就缩在这凉雾里，背靠着湿滑的管壁。水珠时不时渗进那件洗得发白的浅灰色衬衫——这是我调去丽民服装厂办公室后，特意攒钱买的“体面衣裳”。宿舍里只有一台旧风扇，转起来“嗡嗡”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倒不如这排水管下，能安安稳稳捧起书。
膝盖上摊着本深蓝色封面的《英汉词典》，边角被磨得发毛，内页夹着好几张写满注释的便签纸，都是我白天在办公室整理报表、打印单据时，挤着空闲记下来的。
手指在书页上慢慢滑过，指尖还带着打印机油墨的淡香，我盯着“Garment”这个词，嘴唇轻动，声音不大却咬得极准：“Garment...服装...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刚念完，一滴水珠正好落在“装”字旁边，晕开一个浅蓝色的圈。我赶紧抬胳膊，用袖口去擦——袖口还留着淡墨印，擦过书页后，留下一道浅浅的灰痕。
“张毅，又来这儿念洋文啦？”
傍晚时分，水厂家属院的人吃完晚饭，都搬着小马扎跑到江堤上出来纳凉。说话的是王大娘，手里摇着印着红牡丹的蒲扇，身后跟着几个摇扇的老头老太太，慢慢走了过来。
我抬头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大娘，晚上凉快，趁天没暗多学两句。”
王大娘蹲下来，看看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看我的右腿，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腿本就不利索，白天在厂里忙一天，晚上还不歇着，遭这份罪图啥？办公室的活儿多稳当，还不够你踏实的？”
旁边的刘大爷也跟着点头：“就是啊，咱这小地方，会说洋文能当啥用？你现在在办公室当差，不比以前在机修厂管钢筋钢板强？别折腾了。”
我笑了笑没反驳，只是把词典往膝盖里挪了挪，又低头念起来：“Cultural...文化...Anchor...锚点...”我知道大伙是好意，可我心里清楚，不能只满足于“稳当”。
去年从机修厂调到服装厂办公室，全靠自己肯学——吴厂长听说我的情况，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才调我来当办公室主任。可办公室的活儿看似轻松，实则藏着竞争。自从考上电大，我就省吃俭用，在旧书摊淘了这本词典，又借了同事的成人英语教材，每天下班就往这排水管下跑，雷打不动地学。
宿舍区的半大孩子也爱凑过来。几个小子穿着背心短裤，手里攥着弹弓，围着我转圈，学我的样子歪嘴念：“英格里希！英格里希！”有的还伸手想摸词典，被王大娘拍了手背：“别捣乱！人张毅哥正经读书呢，再闹我告诉你妈！”孩子们吐吐舌头跑开，没一会儿又凑到不远处的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时不时往这边看，眼里满是好奇。
我不管这些，只管盯着书页。有时候念得入了神，蚊子叮在胳膊上都没知觉，直到痒得钻心才抬手拍——胳膊上早落了好几个红疙瘩，有的被挠破了皮，渗着点血珠。我随身带个小铁盒，装着最便宜的清凉油，痒得受不了了就挖一点抹上，清凉感瞬间散开，却也带着股刺疼。
这天傍晚，天比往常更热，连排水管下的凉雾都裹着暖意。我念得口干舌燥，正想从帆布包里掏水壶，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还带着股淡淡的香皂味。回头一看，是翁副厂长。
翁副厂长三十多岁，大眼睛，长得白净，总穿件挺括的浅粉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声音温柔，却带着让人信服的劲儿。
她是本地人，懂技术又懂管理，刚来厂里没几个月，就把车间的生产效率提了上去，大伙都服她。之前我给她送报表，她还夸过我报表做得细、字写得工整。
她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盯着我膝盖上的词典，又看了看我胳膊上的红疙瘩，秀眉轻轻皱了皱。过了会儿，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绿皮风油精瓶子，标签崭新，拧开闻了闻，又拧紧，轻轻搁在我旁边的石头上：“这个比清凉油管用，防蚊也提神。你天天在这儿看书，蚊子多，别被咬坏了。”
我赶紧想站起来道谢，可右腿一使劲，一阵酸麻涌上来，身子晃了晃。翁副厂长赶紧伸手扶我：“别起来了，坐着吧，地上凉，小心腿不舒服。”她的手很软，掌心带着点温度，扶着我胳膊时，轻却稳。
“翁厂长，谢谢您...”我的脸有点红——没想到她会注意到我，更没想到会特意送风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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