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豫东平原的风裹着麦秸秆的焦糊味，我和律师王善美钻进绿皮火车敞开的车窗，向河南郑州方向驶去。
铁轨像是被晒得发蔫的蛇，在暮色里蜿蜒向前，车轮碾过接缝处的“哐当”声，震得车厢顶的铁皮簌簌掉灰。
闷热的车厢内，空气里汗臭、泡面的油香、邻座老汉旱烟袋的辛辣味缠在一起，黏在皮肤上像层洗不掉的膜。
我把胳膊肘抵在窗沿，指尖蹭到玻璃上凝结的水汽，窗外的麦田正飞速后退，金黄的麦浪被火车劈开，又在身后缓缓合拢，像从未被惊扰过。
身旁的王善美正低头摆弄着什么，藏青色西装的袖口磨得发毛，领口沾着几点油渍——那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唯一一套正装，出发前特意用肥皂搓了三遍，此刻却被旅途的疲惫浸得没了精神。
他指尖捏着本褪色的律师证，塑料封皮上的照片有些模糊，照片里的年轻人戴着圆框眼镜，眼神亮得很，不像现在这样，眼底蒙着层挥不去的倦意。
他把律师证塞进衬衫内袋，指尖反复蹭了蹭袋口的布料，像是在确认什么宝贝，那动作轻得，生怕碰碎了里面的东西。
我们此行的目的，说起来实在不值得——去长垣县追讨一笔三千元的服装货款。这笔货款钱拖了三年，长垣县纺织厂的老厂长他们派了业务员找了无数次，要么被对方以“没钱”搪塞，要么连人都见不到。
最后实在没办法，才托人从宜城市司法局请了王善美律师，毕竟在1989年，“市里来的着名律师”这几个字，听着就比区司法所的人多几分分量。
我们服装厂的货物竟然也是被河南长垣县这个叫张德顺的人所拿。于是王善美将我们和纺织厂的欠债并案一并让我们一起去追债。
王善美的公文包放在膝头，深棕色的羊皮封面在车厢顶昏黄的煤油灯下泛着幽光，包带被磨得发亮，显然用了不少年头。
我知道，他的包里除了顺带给我们服装厂催货律师函之外，里面装着市区一家中型纺织厂三年来的供货合同、送货单，还有一叠厚厚的诉讼材料，每一页都写着“四千元”这个沉甸甸的数字——对纺织厂来说，这是几十个工人的工资；对王善美来说，这也是他接手的第一个跨省的案子，容不得半点差池。
“让让！让让！”
尖利的喊声突然划破车厢里的沉闷，一个染着红毛的年轻人撞开过道里的乘客，皮鞋踩在散落的花生壳上，发出“咯吱”的脆响。
他双手插在裤兜，两柄银色的弹簧刀在指间翻飞，刀刃划过空气时，带着细微的“咻咻”声，像两只不安分的蝴蝶。
周围的乘客瞬间噤声，有人下意识地往座位里缩了缩，原本热闹的车厢，突然静得能听见车轮碾铁轨的声音。
我瞥见王善美的手猛地按住了膝头的公文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羊皮封面被按出几道浅浅的印子。
这动作太明显，红毛的目光瞬间扫了过来，那双眼睛里带着股狠劲，像盯着猎物的狼。
我心里一紧，突然想起一天前在蚌埠转乘火车时，在车站上看到的通缉令——照片上的男人，左耳也有个铜钱形的耳洞，耳洞周围还留着点红色的印子，和眼前这红毛一模一样。
通缉令上写着，这人是个惯犯，专在火车上抢劫，已经在豫东一带流窜了半个多月。
“把钱交出来！别逼老子动手！”红毛几步走到对面座位前，刀尖“啪”地顶在一个妇女怀中的帆布包上。那妇女吓得浑身发抖，怀里的婴儿被刀尖的寒光惊到，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声尖锐，刺破了车厢里凝滞的空气。
周围的人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只有婴儿的哭声，在“哐当”的火车声里格外刺耳。
王善美的手悄悄摸向公文包的夹层，我知道那里藏着个钢制活页夹——那是他出发前从律所的废品堆里捡来的，边缘还留着点铁锈，他说“万一遇到事，总能当个防身的东西”，当时我还笑他小题大做，现在才明白，这不起眼的活页夹，竟真的要派上用场。
红毛见妇女不肯松手，眼神更狠了，另一只手抽出第二把弹簧刀，转身就划向斜前方一位老人的军绿色挎包。
那老人头发花白，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怀里紧紧抱着挎包，像是抱着什么救命的东西。就在刀刃快要碰到挎包带子的时候，王善美突然猛地站起身，公文包“啪”地横挡了过去。
“当！”
金属相撞的脆响在车厢里炸开，震得人耳朵发疼。羊皮封面没能挡住刀刃，瞬间裂开一道三寸长的口子，几页案卷从裂缝里飘出来，像雪片一样落在过道上。
红毛的刀刃卡在了活页夹的铆钉之间，他用力一抽，“哗啦”一声，活页夹的几页纸被带了出来，王善美包里的《刑事诉讼法》笔记本也跟着掉在了地上。
笔记本的纸页已经泛黄，是那种最普通的方格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王善美”三个字，字迹工整。一张纸从笔记本里滑出来，上面是他业余时间学习《古代汉语》时写的批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墨色已经有些淡了，却被刀锋从中间划成了两半，半截在红毛脚边，半截粘在车轮溅起的泥点上。潮湿的空气里，墨迹慢慢洇开，像一道蓝色的泪痕，挂在泛黄的纸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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