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被革职贬为庶民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京城官场。
女帝在朝堂之上那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宣言，更是随着各级官员的口耳相传，扩散至士林乃至市井。
“帝后情深，坚如磐石”的印象深入人心，再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触碰那“纳侧夫”的禁忌。
凤帷之内的风波，以最彻底的方式平息。
然而，朝堂之上的波澜虽平，帝国思想领域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随着格物新学的蓬勃发展而愈演愈烈。
其交锋的核心舞台，便是帝国的最高学府——雍京大学与国子监。
雍京大学，作为贺归轩大力推行新学的标杆，其内设格物、算学、农工、商律乃至新设的“万国风物”等学院，讲求实证、推演与效用。
校园内，随处可见摆弄着奇异机械模型的学子，争论着杠杆原理与浮力定律的声音不绝于耳，实验室中时常传出轻微的爆鸣或奇异的气味。
他们谈论的是“天启一号”的亩产，是“龙吟机”的热效率，是自行车的传动比，是海船的抗风浪设计。
一股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新风气在此勃发。
而与之仅一街之隔的国子监，则依旧保持着千年来的庄严肃穆。
这里以经史子集为根本，诗词歌赋为华彩，讲究的是微言大义、修身齐家、恪守圣贤之道。
监生们皓首穷经，钻研注疏，视科举正途为唯一圭臬。
他们对街对面大学里传来的“奇技淫巧”之声，往往报以不屑的冷笑或忧心忡忡的叹息。
起初，双方还只是各自关门办学，互不干涉。
但随着新式农具的推广、自行车的风行、乃至海上远征与陆上商道的拓展，新学所展现出的巨大力量，再也无法被忽视。
争论从私下里的鄙夷与非议，逐渐升级为公开的辩难与攻讦。
国子监的博士、学子们撰文抨击新学“舍本逐末，败坏人心”，“使学子趋利忘义，不复知圣贤之道为何物”，甚至将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变化（如女子为官、商贾地位提升）也归咎于新学的泛滥。
而雍京大学的师生则反驳旧学“空谈误国，拘泥不化”，“于民生无半点益处”，认为真正的圣贤之道在于“利国利民”，若不能经世致用，便是死学问、假道学。
双方在茶楼酒肆、在书院门前、甚至在发行的《京华邸报》与《格物新知》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与口舌之争，引得整个京城的文人学子都卷入其中，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新旧两派，势同水火。
这股学术争论的风潮，自然也传到了宫中。
贺归轩深知，思想领域的阵地，若不由自己主动占领，便会被旧势力所盘踞。
堵不如疏，压不如引。
她决定亲自出面，为这场争论定下调子，引导帝国学风转向。
一道圣旨下达：
着于雍京大学明伦堂，举行“经世致用”论辩大会，由朕亲自主持。国子监祭酒、博士，雍京大学各院掌院、教授，皆需与会。允许双方学子旁听。
旨意一出，京城震动！
陛下亲自主持学术辩论，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
所有人都明白，这场辩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未来帝国学术的风向，甚至关乎无数读书人的前程。
论辩之日，雍京大学明伦堂内人头攒动，气氛凝重而热烈。
左侧以国子监祭酒季礼为首，端坐着数十位须发皆白、面色肃然的老儒，他们身后是众多神情倨傲的监生。
右侧则以雍京大学格物院掌院徐光启为首，聚集着各院教授和许多眼神明亮、充满朝气的新学学子。
贺归轩与林宥霆端坐于正北主位，神情平静，不怒自威。
辩论伊始，旧学一派便引经据典，气势汹汹。
周鸿渐率先发难，他手持《论语》，慷慨陈词：
“陛下！夫学也者，所以明人伦也。圣贤之道，在正心诚意，在修身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今雍京大学所倡之学，孜孜于器用之末，汲汲于功利之求，使学子终日与机械、筹算为伍，岂不闻‘君子不器’乎？长此以往，人将不人，国将不国！臣恳请陛下，重申科举取士之正途，黜退这些惑乱人心的杂学！”
他身后众儒纷纷附和，引述孔孟程朱，言辞犀利，将新学批得一无是处。
轮到新学一派回应。
徐光启并未直接反驳，而是起身向贺归轩与林宥霆行礼后，转向众人，语气平和却坚定：
“周祭酒所言‘君子不器’，固然有理。然，敢问祭酒，若无数月前陛下亲耕验证的新式稻种与犁具，清河县乃至天下多少百姓仍要忍饥挨饿？若无研究院工匠日夜钻研，何来‘火龙箭’破敌、‘自行车’利民？若无算学格物，如何治理黄河水患、计算国库收支？圣贤之道，若不能落地生根，惠及苍生，与空中楼阁何异？”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
“我等所谓新学，并非要抛弃圣贤之教，而是要为其注入‘经世致用’之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八目，格物居首！不格物，何以致知？不致知，何以诚意正心？我等所学，正是要探究万物之理，并将其用于强国富民，此方是真正的‘平天下’之道！空谈道德，而无益于国计民生，岂非背离了圣贤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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