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盛夏，在《根脉：北木十年》散发的淡淡油墨香中，显得格外悠长而滞重。书静静地躺在工作台一角，深灰色的封面仿佛能吸走周遭一部分暑热，带来些许沉静。然而，小院里的空气，却因这本书的出版，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密集纷杂的关注，而变得有些粘稠，仿佛雷雨前的低气压。
宋志学的情绪，像这个季节不稳定的天气，时晴时阴。那本厚重的书，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尤其仔细看那些关于他参与的《痕·迹》、《城·忆》以及茶室器具的篇章。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精美的铜版纸上，与那些作品和理念并列，他年轻的胸膛里鼓荡着自豪与更灼热的渴望。但合上书，环顾这依旧堆满老木头、响着传统工具声音的小院，一种无形的焦躁又攫住了他。他觉得，书里描述的“北木”，像一座精心构建的、关于过去与坚守的丰碑，令人敬重，却也似乎……隐隐划定了一个边界。而边界之外，那些他在杂志上看到的、在来访者口中听到的、属于“当代艺术”、“国际语境”、“观念表达”的广阔世界，正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召唤。
他开始更频繁地带着他的设计草图去找秦建国。这些草图愈发天马行空：完全用工业废弃金属与朽木结合的装置，挑战重力感的悬浮结构，甚至有些只有概念、难以想象如何用传统木工艺实现的构想。他的话语里，“语境”、“符号”、“解构”、“跨界”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师父，您看这个，”他指着一张画着扭曲木环与镜面碎片交织的草图，“我想探讨的是‘真实的虚幻’，木头是实在的、有温度的，镜子是冰冷的、反射的，它们碰撞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关于存在感的诘问？这种东西，如果放到上海或广州新开的当代艺术空间里，肯定会引发讨论！”
秦建国看着那些越来越脱离具体材料属性和日常感知的设计，沉默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他能感受到宋志学胸腔里那股急于喷薄的艺术激情，也欣赏年轻人不甘被既定框架束缚的勇气。但每当他的目光落回院子里那些带着泥土、水渍、油污和岁月包浆的木料上，听到刨子划过木面那稳定而实在的沙沙声，他就觉得，宋志学追逐的那些炫目的“概念”火花，与“北木”脚下这条依靠触摸、聆听、与材料对话而延伸出来的朴素路径，似乎正在分岔。
“志学，”秦建国又一次放下草图，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不易察觉的疲惫，“你的想法，很活跃，是好事。但咱们这儿，做东西，讲究个‘落地’。你画的这些，想法是飞的，可咱们的手艺，是长在地上的。飞得太高太远，手里的线，会不会就抓不住了？你想要的‘讨论’，是让别人围着你的想法转；可咱们‘北木’的东西，向来是请别人来，摸摸木头，听听木头自己的故事。这两条路，怕是走不到一块儿去。”
宋志学的脸微微涨红，争辩道：“师父，艺术本来就是探索和突破！关老爷子当年，不也是突破了他师父那辈的规矩吗？时代变了，木头和手艺，为什么不能有新的说法？总守着‘白山黑水’、‘春城记忆’，咱们会不会……会不会变成书里那个被定格的‘丰碑’，好看，却不再生长了？”
“生长”二字，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秦建国一下。他望着徒弟眼中混合着理想、委屈与不服的灼热光芒，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到，自己作为师父所能理解和引导的范畴，与年轻人想要奔赴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道沉默的鸿沟。他赖以安身立命、并试图传递给后辈的“根脉”，在宋志学看来，或许已成为一种需要突破的“束缚”。
与此同时，王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书的出版带来了更多“慕名”而来的访问者、咨询者，甚至还有个别不怀好意的试探者（有人悄悄打听“木之脉”图形的商标注册细节，似乎有所图谋）。她不仅要协助秦建国处理这些事务，还要跟进顾编辑那边关于书籍宣传、可能的再版以及稿酬结算等事宜。她将自己学习的法律和商业知识用于实践，起草简单的咨询回复函，记录每一次重要谈话要点，开始尝试为“北木”建立更规范的客户档案和简单的财务流水。
她的冷静、条理和日渐成熟的沟通能力，让秦建国在面对外界的纷扰时，有了一个可靠的缓冲和参谋。但王娟也敏锐地察觉到，小院内部，那股因宋志学而起的、关于“北木”未来方向的潜流，正在涌动。她找宋志学谈过，理解他的抱负，但也委婉地提醒他，离开“北木”这个具体的、有根系的土壤，他的那些构想可能失去依凭。宋志学却反驳：“娟姐，土壤也可以换！南方的艺术土壤更活跃，更国际！”
李强则对宋志学的“不安分”越来越看不惯。他觉得师父和“北木”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应该稳住根基，把手里的活做精做透，而不是整天想着那些虚头巴脑、“不像木头该有的样子”的东西。他好几次在干活间隙，闷声对李刚说：“好好学手上功夫才是正经，别学那些花架子。木头就是木头，非要说出个哲学来，那是读书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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