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超心理学会议的邀请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整个团队前行的道路。在严教授和姚教授的精心准备下，一篇严谨而详实的学术论文已经完成，详细记录了姚浏案例中可观测、可测量的现象，以及团队对这些现象的科学假设。苏雨整理了全面的媒体资料，张大师和木曲儿则专注于增强姚浏能量的稳定性和精确性，为现场演示做准备。
然而，就在团队充满希望地开始办理出国手续时，一堵无形的壁垒悄然竖起。
第一个异常信号来自签证申请。通常这类学术会议的签证处理需要两到三周时间，但团队所有成员的申请都意外地进入了“行政审查”状态，这个过程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这不太正常，”严教授皱眉道，“我经常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很少遇到全员被审查的情况。”
苏雨利用记者身份开始暗中调查。几天后，她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联系了几个内部渠道，似乎有某种‘外部压力’影响了签证处理。不是明确拒绝，而是无限期延迟。”
姚教授尝试通过学术渠道交涉，会议组织者也发函证明邀请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但都石沉大海。签证处给出的永远是标准回复：“正在处理中，请耐心等待。”
时间一天天过去，会议日期逐渐临近。团队开始考虑备用方案：由严教授和姚教授先行前往，木曲儿和张大师后续跟进。但就连这个计划也受阻——两位教授的签证同样被卡在审查中。
“这针对性太明显了，”严教授得出结论，“有人或某种力量在系统性地阻止我们参会。”
张大师感应到更深层的能量干扰：“不仅是人为阻挠，还有能量层面的干扰。负面思想形成了某种‘障碍场’，影响与这次会议相关的所有事情。”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姚浏的能量监测。每当团队讨论参会计划时，他的能量就会出现异常波动，仿佛某种力量在 actively 干扰连接。
“我能感觉到一堵‘墙’，”姚浏通过木曲儿描述，“不是实体的，而是由怀疑和恐惧构成的能量壁垒。它在阻止我们分享知识和经验。”
团队决定不坐以待毙。苏雨通过媒体渠道披露了这一异常情况，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许多科学家联名发声，批评这种对学术自由的干涉。会议组织者公开表示抗议，甚至考虑更改会议地点以表示支持。
然而，这些努力似乎都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签证处依然机械地重复“正在处理中”，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就在会议前一周，最终打击到来：所有团队成员的签证申请被正式拒绝，理由模糊地引用“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条款。
“荒谬！”姚教授罕见地失态，“我们只是去分享科学研究！”
严教授更加冷静但同样愤怒：“这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用行政手段阻止科学交流。”
面对这一结果，团队陷入了短暂的绝望。多年的努力和准备，突破性的发现，最终却被一纸签证挡在了国际学术殿堂之外。
然而，转机在绝望中诞生。会议组织者发来紧急消息：他们决定为团队安排全面的线上参与方案——不仅包括论文宣读，还有远程演示和问答环节。
“21世纪的技术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会议主席在视频通话中坚定地说，“如果你们不能来到会议，就让会议来到你们身边。”
新的挑战随之出现：如何远程展示姚浏的能量现象？时差、距离、技术限制，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能量的强度和稳定性。
张大师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能量连接会随着距离减弱。日内瓦和这里有六小时时差，能量峰值期可能对应那边的非最佳时间。”
技术团队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在公寓建立了临时的“远程演示中心”，配备最高质量的音频视频设备，多个角度拍摄，实时数据传输。
更创新的是，严教授设计了一套“能量中转系统”：通过特制的传感器阵列，将姚浏的能量效应转化为数据流，实时传输到会议现场，在那里通过专门设备“重放”能量特征。
“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严教授承认，“就像听 stereo 录音而不是现场音乐会。但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另一个挑战是时差。会议主要议程对应本地时间凌晨到清晨，这是姚浏能量通常较弱的时段。团队需要调整他的能量周期，但这风险很大。
“就像强行倒时差，”张大师解释，“可能造成能量系统的紊乱。”
木曲儿提出了一个创新想法：“为什么不利用全球支持网络？请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在演示时段同步发送能量支持，就像全球性的能量接力。”
这个想法立即被采纳。回响计划的成员们动员起来，组织了一个跨越时区的支持网络。东半球的支持者会在本地时间白天集中发送能量，西半球的支持者则接续下去，形成24小时不间断的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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