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年，他写《小史》的事情，被秦桧知道了。
……风波恶！
李光贬昌化军（仍在海南，但是在更南，更荒凉的地方），永不检举。
弟李宽，除名,勒停。
长子李孟传、三子李孟醇,侍行，死贬所。
二子李孟坚,对狱，掠治百馀日，除名，编管。
四子李孟津，抵罪。
……
《续通鉴》记曰：“田园居第悉籍没，一家残破矣！”
此案牵连极众，除李光一家外，尚涉及到胡寅、颖直、张焘等十余名官员，之后，更派生出吴元美、程瑀诸案，范围之大，力度之重，远远超过胡铨一案。
李光《小史》案，在秦桧所治文狱中颇有特色，其它的案子，基本都是在文字中或者攻击了秦桧，或者声援了秦敌，或者被认定攻击了秦桧，或者被认定声援了秦敌……只有《小史》案，所录、所述的内容，秦桧根本就没有看到，仅仅是听说“他在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秦桧激怒。
要解释这件事情，就要从秦桧对“历史”的重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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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
------《1984》
虽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奥威尔只是一个如同没有勇气走上海岸的1900般的被他所不敢面对的现实世界吓断了腰的绝望者，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有很多华丽的总结。
比如说，上面的两节文字。
秦桧与奥威尔不同，他是做事的人，他虽然没有这样总结，但他却这样做了，当然，用的理由光明正大。
绍兴十四年，秦桧上书赵构，求禁私史，理由是：“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
应该说，这几句话如果孤立的抽出来，其实是很漂亮也很正确的，甚至，连我，在看到白斯文将军们又或者是白将军们的子孙们的那些精美、神奇的回忆录时，也会常常有一种冲动，为他们没有遇上秦丞相而感到可惜。
不过，正如同民主本来也不是坏词，关键看是不是带路党们在喊一样……秦桧提出这个事情，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正青史，明是非“，而是为了完全相反的目的。
……比如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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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在近现代以来的近体诗中，这首诗的知名度，排入前十大约是没有问题的。作者人生的前后反差之大，甚至使刻薄如李敖者，写出了“恨不引刀成一快”这样的诛心之句。
其实，秦桧的早年，又何尝没有过壮怀激烈？
“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者，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铖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
“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生！”
金人初下汴京，心气正高，视天下如掌中物。有人就提出建议，说赵宋气数已尽，当屠尽赵氏宗族，立张邦昌为帝，傀儡用之。
当时的秦桧，为御使台之长，听到这个消息，就结连同志，先后两次上书金人，力陈赵宋有德于民，非他姓可替，甚至建议金人践行旧盟，北渡白沟。
这两封上书，为秦桧赢得了难以想象的荣誉，时人赞之为“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他日后之所以能一路飞升，宣麻拜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然而，绍兴二十四年，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何珫上书朝廷，说那两篇文章的真正作者是马伸，要求朝廷还此公道。
马伸，字先觉，是秦桧在御史台时的同事。按照何珫的说法，当金人想废赵立张时，马伸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必须要上书的人，而秦桧的态度则很暧昧，是在马伸他们的坚持要求下，才签了自己的名字，至于把他的名字签在最前面，那只是因为他当时是御史们的领导。
……想一想韩寒现在跳得有多高，就能理解秦桧当时有多愤怒。
何珫被迅速下狱，然后贬往岭外，不过，他并没有呆太久。第二年，秦桧病死，何珫便被赦归，而他的观点，也俨然成为共识，记曰“先觉忠烈，遂别白于时。”
这件事情，足以让我们很好的理解秦桧，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强烈的禁绝民间私史了吧？
在当时，秦桧的刀锋所及，天下文士无不战战，就连北宋重臣，史学巨擎的司马光，竟也不能保护声名于身后。他以私人身份记录的《涑水记闻》，在绍兴六年，由相臣赵鼎“受上谕”，安排范冲整理刊印。而在“禁私史”事后，最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汲，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出来，言之凿凿的强调说这本书和司马光绝无关系，实属伪作，请求朝廷禁毁此书。至于收留司马光后人，抚养司马汲长大的范冲，更被他尖锐指摘，说他败坏了先人名声，不管流放还是杀头都罪有应得。后人读史至此，真不知当哭、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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