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终于看到那栋熟悉的，密密麻麻如同蜂巢一般的“井”字形徙置大厦时，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他住的地方，在七楼。
没有电梯。
他扶着冰凉的水泥栏杆，一级一级地往上爬。
楼道里，混合着各家各户的饭菜香、劣质香烛的烟火气，还有公共厕所里飘出来的骚臭味，形成一股独属于徙置区的，充满了生活辛酸与挣扎的气味。
邻居们看到他这个时间回来，都投来诧异的目光。
“阿忠，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是不是又被工头骂了？”
廖忠没有理会这些夹杂着同情与轻视的问候，他只是低着头，默默地爬着楼梯。
但他的腰，却在不知不觉中，比平时挺直了半分。
终于，他站在了那扇熟悉的，油漆早已剥落得斑斑驳驳的铁闸门前。
他深吸一口气，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我回来了。”
屋里，一个面容憔悴，头发有些枯黄的女人，正坐在小小的客厅中间，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天光，低头做着手上的活计。
那是“穿胶花”，一分钱一朵，她每天要穿上千朵，才能挣到几块钱，给家里买米买菜。
听到声音，女人抬起头，看到是廖忠，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担忧。
“阿忠？你……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是不是…… 是不是船厂出事了？”
她叫阿玲，是廖忠的妻子。这个跟着他从风光到落魄，食尽了苦头的女人，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只剩下深入骨髓的卑微与不安。
在她看来，丈夫提前下班，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在船厂做了。” 廖忠关上门，声音有些沙哑。
“啊？！”阿玲“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手里的胶花散落一地，脸上血色尽褪，“你…… 你被开除了？那…… 那儿子下个月的学费怎么办啊？我们……”
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被掀开，一个约莫六七岁，面黄肌瘦的小男孩探出头来，怯生生地看着他们。
那是他们的儿子，廖家宝。
家宝看着暴怒边缘的母亲和沉默的父亲，吓得不敢出声，小手紧紧地抓着门帘。
廖忠看着惊慌失措的妻子，和眼神里充满恐惧的儿子，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他没有解释。
他只是走过去，蹲下身，将妻子掉在地上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塑胶花，一朵一朵地捡起来，放回桌上的胶框里。
然后，他将整个胶框，连同旁边几大袋还没穿的原料，一起拿了起来。
“阿忠，你做咩？”阿玲不解地看着他。
廖忠没有回答，他拉开铁闸门，走到外面的公共走廊上，将那几大袋谋生的工具，“呼”的一声，全部扔进了楼下那个巨大的垃圾槽里。
“砰——咚！”
沉闷的回响，从垃圾槽深处传来。
阿玲和家宝都惊呆了。
“廖忠！你疯了啊！你干什么啊！”阿玲终于反应过来，冲了出来，趴在栏杆上，看着那几袋胶花消失在黑暗的深渊里，急得捶胸顿足，“那些是钱啊！我们下个月吃饭就靠它们了！”
整个楼层的邻居，都被这边的动静惊动了，纷纷打开门，伸长了脖子看热闹。
廖忠没有理会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
他拉着还在哭喊的妻子，回到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铁闸门，将所有的喧嚣都隔绝在外。
“你听我说！” 廖忠双手按住妻子的肩膀，双眼通红，一字一句地说道，“以后，你不用再做这些了！不用再为几毛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我不做这个，我们吃什么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是不是想逼死我们母子俩啊！” 阿玲用力捶打着他的胸口，哭得撕心裂肺。
廖忠任由她打着，直到她没了力气，瘫软在他怀里。
他才从裤袋里，掏出那个用报纸包着的，沉甸甸的方块，放在了桌子上。
他一层，一层地，慢慢地，打开那张早已被汗水浸湿的报纸。
当那一片刺眼的，带着魔力的红色，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阿玲眼前时，她的哭声，戛然而止。
屋子里，瞬间安静得只剩下夫妻俩粗重的呼吸声。
阿玲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死死地盯着桌上那座由一百张“红杉鱼”堆砌而成的“小山”。
她伸出手，想要去摸，却又不敢，手在半空中剧烈地颤抖着。
“这…… 这里…… 多少钱？” 她的声音，细若蚊蝇。
“一万。”
“一……一万？！”阿玲感觉自己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
她这辈子，见过最大面额的钱，就是一百块。而现在，这里有一百张一百块！
短暂的震惊过后，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她。
她猛地抓住廖忠的胳膊，声音凄厉：“阿忠！你跟我说实话！这些钱…… 是不是…… 是不是你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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