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不过自穿越以来，随着政治和智力的提升，以及眼界和见识的增长，他渐渐明白。
这背后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兵卒凶顽。
而是乱世之中，多重因素拧成的无解死结。
最核心的动因，是军饷与后勤体系的彻底崩坏。
以东汉末年来说，桓灵以来朝廷财政枯竭，天下分崩之后，州牧割据各自为战，绝大多数军队根本没有稳定的粮饷供给。
对无数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的流民而言，当兵入伍从来不是为了报国，只是为了活命。
主将既无钱发饷、无粮养兵，便只能将 “破城之后，大掠三日” 作为唯一的军酬，默许甚至鼓励士卒烧杀抢掠。
抢来的粮草、财帛、布帛，便是士卒的活命钱；掠来的人口，便是他们的私奴。
这是乱世之中，绝大多数军阀维持军队运转的底层逻辑，也是屠城最直接的驱动力。
其次，是古代军队纪律体系的先天缺陷。
想要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不仅需要主将有绝对的权威，更需要一整套从伍什到全军的严密管控体系，以及足以支撑奖惩的钱粮、土地资源。
这在烽烟四起的汉末，是绝大多数军阀都无法实现的奢望。
甚至在太平时代，王朝也很难做到。
因为大家的脑子里就没有这种观念。
自春秋以后，胜者为王的观念占据上风，说白了，自上而下，大家都习惯说话不算话。
孔子说礼乐崩坏，未尝没有道理。
所以呢，主将带头劫掠分赃，上行下效之下，军纪早已成了一纸空文。
更何况，汉末军队的成分极为驳杂，流民、降卒、刑徒、亡命之徒占了绝大多数。
他们对军队毫无归属感，对朝廷毫无敬畏心。
只认眼前的真金白银，空泛的军纪条令，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
而赏罚不分明的做法，更是难以让人信服。
最后，战争高压带来的心理异化与创伤宣泄。
冷兵器战争是面对面的血肉搏杀，士卒常年身处尸山血海之中。
每日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巨大的死亡恐惧、长期的精神压抑，会彻底磨平普通人的伦理底线，让暴力成为刻入骨髓的本能。
他们在战场上见掼可同袍身首异处，自己也数次与死神擦肩，这种极致的压抑，总要找到宣泄的出口。
而破城之后的烧杀抢掠，便是最直接的宣泄方式。
通过施暴，他们能暂时摆脱死亡的恐惧，获得对生死的掌控感，把战争带来的所有创伤，尽数倾泻到手无寸铁的百姓身上。
这也是为何，越是经历过惨烈攻坚战的军队，破城之后越是凶残暴虐的原因。
最后，还有扭曲的军功激励与战略层面的考量。
秦汉以来的军功爵制到汉末早已崩坏，但 “以首记功”“以破城论赏” 的规则依旧通行。
屠城不仅能让士卒抢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更能靠着城中的首级冒领军功。
对将领而言，屠城是最有效的威慑手段，对坚守不降的城池屠戮殆尽，便能让后续城池望风而降，极大减少攻城的伤亡。
更重要的是，汉末战争的核心争夺，便是人口与粮草。
屠城既能摧毁敌方的经济基础与兵源潜力，又能一次性清除城中根深蒂固的敌对世家豪强，将地方的土地、财富尽数收归己有。
是乱世之中军阀扩张最粗暴也最有效的手段。
而正史中对于屠城，史官的笔墨却也是格外模糊。
大多时候，只用 “拔其城”“克之”“城中多所残戮” 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极少有详细的伤亡统计，更无对屠戮细节的记载。
这背后，既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影响——屠城向来被视为 “不仁之举”，为了维护胜利者的 “明君”“名将” 形象，史官会刻意淡化、甚至隐去己方的屠城劣迹。
也有信息获取的先天局限，古代史官大多身居中枢，根本无法亲临战场，只能依据官方上报的文书修史，而这些文书，早已被胜利者修饰美化。
更有古代人口统计的天然粗疏，一座城池被屠戮殆尽，到底死了多少人，从来都没有精准的核算。
最终只能化作史书中一句轻飘飘的 “鸡犬无余”，无声湮没在千年烽烟里。
也正因如此，何方用铁律束住兵卒的凶性的同时，也采用疏导之法化解士卒本能。
当然，顺便还把赏赐又赚了回来，过程之中，加以流通。
“只是......”
壶寿犹豫了下，还是说道，“闻听朝中大夫所言，颇多讽商会下娼馆之所也。”
闻听这话，何方还没有说话，一旁的郭嘉早开口道：“管子之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之用。
夫货殖不通，财货不积，何以富国强兵？
至如孝武皇帝，徒穷兵黩武耳。
然士流多颂其功，而不知其治下生民之惨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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