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福荣街后巷，宽度不足一米五。
两旁的唐楼墙壁斑驳，水管裸露，霉斑像地图上的岛屿沿着墙角蔓延。巷子一头被蓝色的警戒带封住，另一头通向喧闹的街市——即使发生了命案，烧腊店的老板娘依然在吆喝，鱼贩子依然在剁冰，肠粉摊的蒸汽依然袅袅升起。
香港的死亡从不耽误生活。
王平安弯腰穿过警戒带，靴底踩在湿滑的青苔上。巷子太窄，他不得不侧身而行，肩膀蹭过墙壁，落下白色的墙灰。
死者靠在墙边，呈坐姿。一个中年男人，微胖，穿着沾满油污的厨师裤，上半身的白色汗衫被割成碎片，敞开的胸膛和腹部布满刀口——经现场法医快速清点，五十三道。
又是避开了动脉。
又是最后割喉。
又是计时器。
这次是一个怀表，老式的黄铜外壳，表盖打开，指针停在十二点整。怀表被人用鞋跟踩过，玻璃表蒙完全碎裂，但奇怪的是，表壳本身被擦得很干净，没有指纹。
“死者黄文强，四十二岁，‘好味茶餐厅’的老板兼主厨。”陈国栋跟在王平安身后，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凌晨四点，餐厅帮工来后巷倒垃圾时发现尸体。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零点到一点之间。”
王平安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颈部的伤口。割痕很利落，从左到右，一刀完成，深浅均匀——和前三宗相比，这一刀更专业。
“凶器变了。”他说。
“什么？”
“前三个死者，割喉的刀口有轻微拉扯，刀刃可能不够锋利，或者凶手力量不足。这一个，”王平安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虚指伤口边缘，“很平滑。凶手要么换了刀，要么……手法熟练了。”
陈国栋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第四宗，就进化了？”
“或者凶手不止一个。”王平安站起身，环顾窄巷。
巷子两侧的窗户大多紧闭，玻璃上贴着褪色的福字或招财猫贴纸。但三楼有一扇窗半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出窗外，像招魂的幡。
“那户查了吗？”王平安问。
“已经派人上去了，住户是个独居老太太，耳朵不好，说什么都没听到。”
王平安点点头，不置可否。他重新审视尸体。黄文强的右手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法医已经检查过，手里什么都没有，但那种握拳的方式，像是死前抓住了什么，又像是想要抓住什么。
“他的家庭情况？”
陈国栋滑动平板：“已婚十五年，妻子林秀梅，四十一岁，在同一家茶餐厅做收银。有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十岁。邻居反映……”他顿了顿，“经常听到吵架，有时会有摔东西的声音。”
“家暴记录？”
“没有正式报警记录。但茶餐厅的帮工私下说，黄文强脾气暴躁，有时会对妻子动手。上个月林秀梅眼角有淤青，她说是撞到门框。”
王平安沉默了一会儿。巷子外传来烧腊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笃、笃、笃，规律得让人心悸。
“林秀梅现在在哪？”
“在警署做笔录。情绪……很平静。”
“平静？”
“太平静了。”陈国栋斟酌着用词，“没有哭，没有晕倒，回答问题条理清晰。像是……”他没说下去。
“像是早有准备。”王平安接完这句话，转身走出巷子。
巷口围着一群人，伸长脖子往里看。有早起买菜的阿婆，有叼着烟的建筑工人，有牵着狗的中年男人。他们的脸上交织着恐惧和兴奋——对他人死亡的病态好奇。
王平安的目光扫过人群，突然停在一个女人身上。
她站在人群最外围，靠在一根电线杆旁，五十岁上下，身材瘦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她没有看巷子，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双手交握，手指不断摩挲着左手无名指——那里有一圈明显的戒痕，但戒指不见了。
当王平安看向她时，她似乎有所感应，抬起头。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接触了一秒。
女人的眼睛很平静，深得像井。然后她转身，汇入清晨的人流，消失在福荣街的拐角。
“阿植。”王平安叫来年轻的警员，“看到刚才那个蓝外套的女人了吗？跟上去，别惊动她，记下她去了哪里。”
“是，王sir。”
西九龙重案B组的会议室，三面墙被改造成了巨大的线索板。
左侧墙上钉着四张死者照片——潘兆昌、李国伟、张耀祖、黄文强。每张照片下面贴着基本信息、死亡时间地点、现场照片。红色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在中间交汇成一个问号。
右侧墙上是时间线：一月一日零点到四点，四宗命案几乎同时发生在港岛四个不同区域。地图上用红点标注位置，看起来随机，但王平安知道，随机往往是最精心的设计。
而正对会议桌的那面墙，还空着。
但很快就不会空了。
“第五宗。”陈国栋推门进来，脸色铁青，“观塘工业区，凌晨发现。死者马志明，三十八岁，装修公司老板。同样的手法，四十八处刀伤，割喉，闹钟停在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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