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第二批救济物资也终于到了。这次不再是象征性的几箱水和饼干，而是成袋的大米、面粉、桶装食用油，甚至还有几箱方便面和简单的御寒棉被。东西堆在社区小广场上，虽然按户分发依旧显得杯水车薪，但物流的畅通让物资供应明显平稳下来。街角的粮油店重新开张，货架上东西虽然不多，但明码标价，价格平稳。去排队买米时，看到粮袋上清晰的日期和产地，心里那份因物资短缺带来的恐慌，总算消弭了大半。至少，一日三餐的温饱，暂时不再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紧接着，社区通知，政府根据前期登记的灾情评估，给予每户一定的“灾情减免”和“临时生活补助”。表格发下来，上面印着经过复杂计算后得出的一个数字。钱不多，甚至不够买一扇像样的防盗门。李强去领钱回来，把薄薄的一叠钞票放在桌上，我们俩对着那点钱沉默了很久。它像一根细细的稻草，丢进我们这深不见底的债务泥潭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杯水车薪，却又是这个冰冷冬天里，唯一一点来自外界的、带着温度的“承认”——承认我们遭受了苦难，承认我们需要帮助，哪怕这帮助如此微薄。
日子在叮叮当当的装修声、越来越重的债务压力和勉强维持的温饱中，一天天熬着。房子的框架渐渐有了模样，新装的门窗严丝合缝，刷好的墙壁洁白平整，只有客厅和另一间卧室的地板，因为实在赊不动地板的钱，依旧裸露着冰冷的水泥。但这已经比之前好了太多。朵朵开始喜欢在刷白的小卧室里蹦蹦跳跳，李强收摊回来，也能坐在新买的塑料凳上（最便宜的那种），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就在我们以为这个冬天能咬着牙、拖着沉重的债务勉强撑过去时，一个更冰冷的浪头毫无预兆地拍了过来。
那天下午，家里的装修接近尾声，王师傅带着徒弟在做最后的收边。我的手机突然尖锐地响起，是母亲打来的。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惊慌和哭腔，语无伦次：“丽华！丽华啊！快！快想想办法！你爸……你爸他……突然倒下了！叫不醒！脸煞白！吐了一地！送到县医院了！医生……医生说是什么……急性……急性什么坏死……要马上手术！要钱！要好多钱啊！家里……家里哪还有钱啊……”
母亲的哭喊像冰锥，瞬间刺穿了我刚刚有了一丝暖意的世界。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我听说过这个病，凶险，烧钱，是个无底洞！父亲！那个曾经沉默寡言、在我们最需要时永远选择“哥哥家更需要”的父亲，此刻正躺在冰冷的抢救室里，生死未卜！
我握着手机，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耳边是母亲绝望的哭泣，眼前是刚刚刷白、还散发着涂料味的墙壁，脚下是冰冷的水泥地。王师傅和徒弟们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担忧地看着我。李强也闻声从外面进来，脸色凝重。
“妈，你别急，我……我马上过去！”我强迫自己镇定，声音却控制不住地发颤。挂了电话，巨大的恐慌和一种宿命般的冰冷瞬间攫住了我。钱！又是钱！像一个永远甩不脱的诅咒！修房子欠下的债像山一样压着，父亲的手术费……那会是多少？几万？十几万？我们上哪里去弄？
“怎么了？”李强急切地问。
“我爸……急性胰腺炎，县医院，要马上手术，要钱！”我语速飞快，每一个字都像冰碴子。
李强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安慰的话，最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我们都太清楚彼此的家底，太清楚那意味着什么。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涂料味和母亲电话里残留的绝望哭喊在耳边回荡。
“我……我去医院！”我抓起外套就要往外冲。修了一半的家，堆积如山的债务，此刻都变得无比遥远。那个躺在抢救室里的老人，无论我们之间隔着多深的鸿沟，他终究是我的父亲。
“等等！”李强一把拉住我，他的眼神里翻涌着激烈的挣扎，最终定格为一种近乎凶狠的决绝，“我跟你一起去！钱……钱我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我几乎是吼出来的，眼泪终于决堤，“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外面还欠着那么多！我们拿什么想？！”
李强死死攥着我的胳膊，手劲大得吓人。他盯着我，眼睛通红，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房子！我们不是刚弄好一点吗？去银行！抵押！贷！只要能贷出来！先救命！”
“抵押？”我愣住了，随即一股巨大的荒谬感涌上来，几乎让我发笑。这套房子，为了买它，我抵押过一次；为了开店，又抵押过一次；洪水毁了它，我们拼着老脸赊账、欠工钱才勉强修复了个框架；现在，为了救那个在我们最需要时永远缺席的父亲，我们又要把它第三次送进银行冰冷的柜台？
命运像一个冷酷的玩笑，兜兜转转，又将我们逼回了原点，甚至比原点更糟。无人兜底的困境，以更狰狞的面目，再次横亘在眼前。这一次，我们要押上的，是这刚刚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尚未站稳的、唯一的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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