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的寒风,如同无数把冰冷的锉刀,试图磨灭她身上最后一点温度,也似乎想将她脑海中那些过于沉重和尖锐的记忆一并磨平。沈清弦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无垠的雪原上,身后那座隐藏着“星炬”基地的悬崖洞穴,早已消失在铅灰色的天幕与苍白的地平线之间,连同里面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生死抉择,仿佛都成了一场遥远而破碎的噩梦。
只有怀中那张触手可及的、储存着周维明最后安排的U盘,以及口袋里那枚已经失去所有光泽、冰冷如寻常铁块的“火种”残骸,提醒着她,那一切是真实发生过的。她的身体疲惫到了极点,每一块肌肉都在哀嚎,伤口在严寒中麻木地刺痛,但一种奇异的、劫后余生的虚脱感,让她的大脑异常清醒,又异常空白。
她按照U盘里简易地图的指引,在风雪中挣扎前行了两天一夜。就在她几乎要冻毙在荒原上时,终于遇到了U盘信息中提到的、在极地边缘地带进行科研考察的一支小型国际科考队。面对她伤痕累累、近乎野人的状态和那个看似普通却经由周维明渠道预设的“身份识别码”,科考队的负责人——一位头发花白、眼神温和的挪威籍老教授,在短暂的震惊和审视后,什么也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将她安置在温暖的考察站内,提供了食物、药品和安静的休息空间。
一周后,她随着科考队的补给船,悄然离开了那片埋葬了太多秘密与牺牲的苦寒之地。没有盘问,没有记录,仿佛她只是一阵偶然途经的风雪。船在南挪威的一个僻静小港靠岸,老教授私下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新的身份文件、一些当地货币,和一张前往瑞士苏黎世的车票。
“有人在那里等你。”老教授只说了这么一句,拍了拍她的肩膀,眼神中有关切,但更多的是对某种不言自明规则的敬畏与保持距离。
辗转数日,沈清弦抵达了苏黎世。按照周维明信中的指示,她在城市边缘一个宁静的、爬满藤蔓的老式公寓楼里,找到了一位经营着旧书店的、同样沉默寡言的华裔老人。老人看了引荐信,同样没有多问,只是递给她一把钥匙,指向顶楼一个带小阁楼的房间。
“这里很安静。楼下有书。需要什么,告诉我。”老人的话语简洁得像他书店里那些古籍的扉页。
房间不大,但干净、温暖,有一扇朝南的窗户,可以看到楼下街道上稀疏的行人和远处教堂的尖顶。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纸页和木头家具特有的、令人安心的气味。
这里,就是周维明为她准备的“人间”吗?
最初的几天,沈清弦几乎无法入睡。任何细微的声响——走廊的脚步声、远处车辆的鸣笛、甚至风吹动窗棂的声音——都会让她瞬间惊醒,心脏狂跳,手本能地摸向腰间,却只触到柔软的睡衣。噩梦中,枪声、爆炸、追逐、还有“档案员”被阴影吞噬的最后眼神,反复交织。她常常在深夜惊醒,浑身冷汗,蜷缩在床角,直到晨曦微露,才能在那片冰冷的、属于普通世界的宁静中,找到一丝虚幻的安全感。
她开始强迫自己适应。每天清晨,当教堂的钟声敲响,她会下楼,在老人无声的注视下,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书,坐在靠窗的旧沙发里,一坐就是一天。她读不进去任何文字,那些铅字在她眼前跳动,无法组成有意义的句子。她只是需要这种形式,需要被书籍和阳光包围的感觉,需要看着窗外那些为生活琐事奔波、脸上带着平凡喜怒哀乐的行人。他们不知道世界的暗面曾如何波涛汹涌,也不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东方女子,背负着怎样的过去。
她吃得很少,话更少。老人偶尔会默默放一杯热牛奶或一盘简单的三明治在她手边。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但这种沉默的关照,成了她与这个“正常”世界之间唯一脆弱的连接。
一个月后的某个下午,沈清弦正对着一本摊开的、关于本地鸟类图鉴的书发呆,书店门上的铃铛响了。她下意识地绷紧身体,抬眼望去。
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米色风衣、气质干练的亚裔女子,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她径直走向柜台后的老人,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目光转向窗边的沈清弦,微微一笑,走了过来。
“沈女士?”她的中文很标准,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温和与距离感,“我姓陈,是周维明先生的……朋友委托的律师。有些事情,需要和你交接一下。”
沈清弦的心猛地一沉。该来的,终于来了。
陈律师没有在书店多谈,而是带她去了附近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在确认环境安全后,她从一个公文包里取出几个密封的文件袋。
“首先,这是周先生为你设立的信托基金文件。金额足够你……平静地生活下去。资金来源干净,手续完备,你可以放心。”陈律师将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语气平静无波,“签署后,我会为你办理相关的银行卡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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