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井隆的香港总督一共当了两个月。1942年2月，矶谷廉介接任。
与酒井隆的军事高压治安政策不同，矶谷廉介改变粗暴的纯军事镇压，建立了一套常态化的殖民治安体系。软硬结合，分化管控华人，掠夺资源的同时压制反抗。
他以日军宪兵队为核心治安暴力机关，总部设于中环，下设港岛、九龙、新界分驻所，负责反日案件侦查、逮捕、审讯。宪兵队的审讯室在中环总部的地下室，墙壁上挂着皮鞭和手铐，地板上有洗不干净的黑褐色印渍，一层叠一层，像年轮。
矶谷廉介坐在中环宪兵队总部二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港英政府留下的三合会档案。档案摞了半人高，牛皮纸封面，边角发黄，有的已经被虫蛀了。他翻一页，看一眼，然后扔进脚边的火盆。火盆里的火苗舔着纸页，纸页卷起来，字迹在火焰中扭曲、发黑、成灰。他翻完了最后一页，把火盆盖子合上，青烟从盖缝里挤出来，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香港帮会成员的犯罪记录，从此一笔勾销。
他招募华人成立香港华警、街坊自卫团，由日本人监督，负责日常巡逻、查户口、传递情报，利用华人监控华人，减少日军直接出面激化矛盾。将香港划分为港岛、九龙、新界三大行政区，每区配日军守备队、华人辅警，层层设卡。颁发住民证，实施宵禁，清查户口。百姓凭住民证每日领取极少米面，囤积粮食、黑市倒卖物资列为重罪，宪兵直接查抄，重罚或苦役。
渔船统一登记，出海需日军许可，严防向广东抗日游击队输送人员、物资；打击走私，切断民间与国统区联系。废止港币，推行军用手票，拒绝兑换、私藏港币没收并处刑，从经济上削弱民众反抗基础。
军票这东西，跟擦屁股纸没什么区别。没有任何信用挂钩，没有金银背书，就是日本人在印刷厂里开动机器印出来的纸。拿一张军票去买米，米店老板看都不看你，说“今天配额没了”。拿一把军票去买米，还是那句话。拿一麻袋军票去买米，老板叹口气，从米缸底下刮出半碗掺了沙子的碎米，递给你，说“就这些了，再要也没有了”。
但就有一个问题：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两线开战，香港这地方的驻军，连后勤、文职全算上也就几千人。招募华警效果又不是很好。军票没人信，华人警察没人愿意当，谁不知道替日本人办事是给祖上抹黑？可不当警察，当什么？码头扛包？包都被日本人征了。街边摆摊？摆一天挣的军票不够买一顿饭。走投无路的人，总有那么几个会走进宪兵队的门。
人手不够，咋整？抄英国人作业呗。以黑治港。
矶谷廉介销毁了战前港英政府全部三合会档案，抹去帮会成员犯罪记录，解除战前对烟馆、赌档、娼寮的禁令，发放日军特许经营牌照，允许投靠日军的堂口垄断灰色产业，收益与宪兵、兴亚机关分成。烟馆里飘出来的鸦片味从巷头熏到巷尾，赌档的吆喝声从深夜持续到凌晨，娼寮的红灯笼在天还没黑的时候就点亮了，光秃秃的灯泡在风中晃，把门前的石板路照得暗红。
顺嘴一提，矶谷廉介在台儿庄是第十师团师团长。战犯。
李祖走在路上，怀里揣着一摞“良民证”。
住民证是牛皮纸的，折成三折，塞在内袋里，贴着胸口。纸边锋利，走得快的时候会硌一下，他习惯了。三十七张，叠在一起，比一本《昭明文选》还厚。他要去的方是西环的一个废旧仓库，那里等着三十七个要撤去内地的文化人。写文章的，演戏的，画画的，都是日本人要抓的“抗日分子”。他们的名字在宪兵队的黑名单上，画像贴在街角的布告栏里，纸边翘起来，被风吹得哗哗响。
路过一个“配给店”，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人手里攥着军票，军票攥出了汗，纸面发软，字迹模糊。米筐里的米掺着三分之一的沙子，沙粒和米粒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米哪是沙。风一吹，沙粒从筐缝里漏出来，在水泥地上砸出细碎的“噗噗”声，落了一地。一个女人蹲在地上，用手指把沙粒从米里一粒一粒地挑出来，挑得很慢，手在抖，不知道是饿的还是气的。旁边的小孩蹲着，两只手捧着碗，碗是破的，用铁丝箍了一圈，碗底还粘着几粒没洗干净的米。
他转进了一条后巷。
巷口的烟馆里飘出鸦片味，甜腻的，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里。几个胜利友的打手正押着没交够保护费的菜贩子打。菜贩子跪在地上，额头磕在石板路上，磕出了血，血从额角往下淌，淌过鼻梁，淌过嘴角，滴在地上。他的菜筐被踢翻了，青菜散了一地，被踩烂了，菜叶从鞋底露出来，绿汁溅在石板上。
打手中间站着一个人。林满。
李祖的脚步顿了一下。他的目光钉在林满身上，像钉子钉进木头里。林满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左臂上已经没有了白布，换上了一块臂章，上面印着“街坊自卫团”几个字。他站在那里，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叼在嘴角，眯着眼，像是在看一出好戏。菜贩子被打得趴在地上不动了，他踩灭了烟头，转身走了，皮鞋踩在石板上，嗒嗒嗒嗒，从巷子这头走到那头，消失在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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