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看完前三章如果不入您的眼，就可以直接弃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末的北京，寒风吹过站台，卷起阵阵萧瑟。就在几天前——12月22日，《人民日报》最高指示那墨迹未干的铅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如同一声巨锣，震响了无数城市的命运。此刻，北京站的喧嚣，便是这声巨响的第一波余音。林墨和他身边的六位同伴，正是一批被浪潮推向前方的青年。
站台上，锣鼓喧天试图营造热情，红旗标语在寒风中抖动，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离别的悲戚与前途未卜的茫然。哭声、叮嘱声、革命口号声与火车汽笛声扭曲地交织在一起。
其他六位知青身旁，都围着殷切叮咛的家人。父母心疼地塞着最后一点干粮，兄弟姐妹用力地握着他们的手。熊哥（熊建斌）的父亲，一位面色黝黑的工人，正用力拍着儿子的肩膀，大声说着：“到了那儿别给老子丢脸！”丁秋红的母亲泪流满面，正细细整理着女儿围巾的每一个褶皱。
唯有林墨，孤零零地站在人群的边缘，像是被遗忘了。他背着打得整齐却略显单薄的行李，身影在喧闹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清冷刺眼。他的父母，此刻想必正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用他的前程换来的“安稳”——那个原本属于他的进厂指标，已然李代桃僵地落在了他哥哥身上。他们甚至不屑于来演完这最后一场送别的戏码，连一句虚伪的叮嘱都吝于给予。那股被彻底抛弃的冰冷，比十二月的寒风更刺骨地钻透他的棉衣，直刺进心里。
“小墨……”一声呼唤传来。林墨猛地回头，看到的却是街坊张阿姨，她眼里满是怜悯和不忍，往他手里塞了两个还温热的鸡蛋，“孩子，拿着……路上吃，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林墨和张阿姨的女儿张丽丽打进校门就是同学，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大院子弟混蛋不少，他们扎堆，特别爱组团欺负大杂院和胡同子弟。
林墨不怕，不光他不怕，他还“罩着”张丽丽……对方一个人他敢刚，一群人他照样敢怼，敢是一方面，打赢是另一方面，只有两方面有机结合才能造就神话，而林墨就一直是那个神话……
这一丝来自旁人的温暖，反而更深刻地照见了自家的冷酷。林墨喉咙哽住，什么也说不出，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呜——呜——”
汽笛长鸣，如同无可抗拒的时代号角。
“知识青年们，请尽快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
站台上的哭声瞬间达到顶峰。
林墨最后看了一眼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毅然转身，踩着冰冷的铁踏板，踏上了那列绿色的“知青专列”。他没有回头，因为身后空无一人。
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过道上堆满了行李，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劣质茶叶蛋的味道。他们七人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挤下。列车猛地一颤，开动了。瞬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扑向车窗，向外拼命挥手，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呼喊声、哭声淹没了车厢。
林墨没有动。他僵硬地坐在角落，透过拥挤的人缝，看着站台、北京城迅速倒退，最终消失。诗人郭路生那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猛地撞进他的脑海，他体会到了那诗句里的撕裂感，并且，他的那份撕裂中，更多了一份无人牵挂的孤寂。
最初的混乱过后，车厢被一种混合着离愁、疲惫和对新指示感到茫然的沉闷所取代。偶尔还有抽泣声从角落传来。
旅程的艰难从第一天下午就开始了。慢车供水不足，打一杯热水要排长队。他们带的干粮在冰冷的车厢里很快变得又硬又冷。熊哥试图活跃气氛，但回应寥寥。丁秋红脸色苍白，似乎有些不舒服。王娟和李卫红紧紧靠在一起。张建军和孙志海则不时抱怨着寒冷和拥挤。
林墨大多时间沉默着。他看着窗外景色从华北平原的萧瑟变为东北大地的苍茫，积雪越来越厚，村庄越来越稀疏，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荒凉感扑面而来，提醒他们，他们正是那轰轰烈烈的最高指示发表后的第一批，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
火车咣当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清晨，列车在一个简陋小站停稳。
“黑河地区到了！黑河地区的知青，准备下车！”列车员嘶哑的喊声传来。
林墨等人拖着冻僵的身体，拿着行李踉跄下车。冰冷空气瞬间刺入肺叶。小站破旧，远处是覆盖着厚厚白雪的无尽山峦，天空低沉。
一个穿着厚重棉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的中年男子走来，嗓门洪亮：“靠山屯的！牛角山靠山屯的知青，这边集合！”
他就是靠山屯的生产队长，赵大山。
简单认识后，赵队长领着他们来到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前。
“上车吧！到公社还得坐大半天车哩！”
七个人互相帮着爬上车斗。卡车发动，在颠簸的土路上前行。寒风毫无遮挡地扑面而来，比火车上猛烈十倍。很快，所有人的睫毛、帽檐都结满了白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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