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位置，离几周前我和汤米俯瞰赛道的地方不远。
如今，这里的景象已大不相同。
防护栏正在搭建，真正的大奖赛赛道设施——看台、围栏、裁判岗等，都在紧锣密鼓地组装中。
这些设施会在比赛前两周搭建完毕，赛后两周拆除。
当然，还有红牛车队带来的那座巨大的漂浮装置，矗立在摩纳哥赛道旁，不过关于它，还是少说为妙。它将成为访谈背景的一部分，现场摆放着两张座椅和一张小桌，我即将与张琳——就是迈克尔?科罗内和我提过的那位记者并肩而坐，她的摄影师会为我们拍摄一张合影，用作杂志封面。
拍摄结束后，摄影师便会离开，留下我们三人进行正式访谈。
说是三人，因为作为媒体活动，玛丽安娜?彼得罗也在场，确保我们不会说出任何可能损害车队形象、我的个人形象，或是赞助商声誉的言论。
摄影师接连拍了五张照片后，张琳终于满意：“辛苦你了，诺然，照片处理好后发给我，定稿前我再最后过目。”
拍摄结束，意味着访谈正式开始。
说实话，我对这个环节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所以当她身体前倾准备提问时，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她。
这位和我同样肤色、同样血统的女记者身着白色衬衫，简约干练又不失优雅，搭配黑色铅笔裙和高跟鞋。
她的眼眸明亮，素颜出镜，修剪整齐的指甲也未涂任何指甲油，美得自然大方。
我甚至想象，要是被她选中采访的不是我这个和张琳同样黄皮肤的中国人，而是其他男车手，他们大概会满心失望吧。
她将一本精装笔记本放在腿上，有趣的是，她是左撇子——这或许不算什么特别的事，但我还是留意到了，就像我注意到她选择用自动铅笔记录访谈内容一样。
在我看来，这有点孩子气，不过仔细想想也能理解，张琳毕竟是个年轻记者。如果她刚从新闻学院毕业，那她最多也就二十五岁，说她二十五岁都算高估了。
总之，她用一个很常规的问题开启了访谈，好让我放松下来：“张骋，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季进展得如何？”
“总体来说，我觉得开局还不错。毕竟首秀就拿到积分，前三场比赛都进入了前十名，而且只退赛过一次。当然，我渴望更多，也知道自己能做得更好，毕竟我的队友汤米现在已经有五分了，而我只有一分。但我也明白，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毕竟在F1，很多事并非一蹴而就。像丹尼尔?麦高恩，他可是F1的资深车手，在这个圈子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赛季初经历了三次退赛，才终于在西班牙站取得四分的成绩。所以，以我的位置能完赛，已经值得开心了。只要保持下去，我相信积分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我认真地阐述着，既承认自己的竞争心，也认可作为新秀，这个赛季的开端已经足够出色。
“你做到了许多人难以企及的事，更成为了F1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车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张琳追问道。
“我也说不好。从卡丁车时期开始，赛场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可以说，我一直身处‘白色俱乐部’，总是被低估，所以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我不能仅仅和身边的车手速度相当，而是要比他们更快。好像因为我的肤色，大家就默认我会比实际慢半秒。也许是因为我的正赛表现总比单圈速度出色，所以一开始确实面临不少偏见。不过我觉得自己还算顺利地冲破了这些偏见。刚开始，可能有一两场比赛会被轻视，但只要我拿出好成绩，那些偏见就会烟消云散。”
我坦诚地回忆着过往，刚进入新赛事时，总有人拿我开玩笑，但这些玩笑很快就消失了。
对手们一开始因为我的肤色就认定我会慢，但当他们发现并非如此，便会像对待其他对手一样尊重我。
一旦我战胜他们，我就不再只是个靠赞助进入F1的“象征性的车手”，而是真正的竞争对手。
“这些经历都发生在法国，对吗？”张琳提出一个补充问题。
“是的，主要在法国南部，偶尔也会去意大利。但进入方程式赛车领域后，我开始在意大利、德国，甚至比荷卢地区参赛，直到参加GP2亚洲系列赛，才真正走出欧洲。说到这里，我想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把一些劣势转化成了优势。”
我看着张琳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她点头示意我继续，于是我接着说道：“我记得是澳门大奖赛那次，贝耐公司就向我抛来了赞助橄榄枝。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再加上我符合GP2亚洲系列赛的亚洲车手资格，DAMS车队也给了我机会。原本大家都以为我会是队友伯纳德的配角，但我却一路向冠军发起冲击，最终夺冠。这是我在方程式赛车领域赢得的第一个冠军。小时候我拿过一些卡丁车赛事的冠军，也在方程式比赛中努力争取过，但直到2006年才真正实现突破。所以，我在一个被认为与GP2主系列赛同等水平的赛事中夺冠，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而威廉姆斯车队又正好需要一名车手接替转投红牛的马丁?韦弗，一切机缘巧合，我才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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