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教授带领考古团队与丝绸博物馆专家合作，用灰土固化剂稳固粮仓遗存，再用微型液压钳沿铜仓周围小心剥离——随着土层层层脱落，1400年前的汉代中期文明鼎盛证据完整显现：“什一税”铭文铜仓保存完好，高39.8厘米、口径25厘米，仓身呈圆筒形，顶部有可拆卸仓盖，外侧刻“文景五年，皇帝诏：减田租，什一而税；吏民勤耕，仓廪实，百姓足”36字，字体为汉代中期“成熟隶书”，笔画流畅，显“官方郑重镌刻”特征；仓内发现炭化谷物（经鉴定为粟、麦混合），与《汉书·食货志》“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的文景之治记载完全吻合，是减税政策成效的直接实物证据。
早期丝路丝绸残片清理出4片，经脱水加固与纹样分析，均为汉代中期“经锦”（经线起花），其中2片带有西域“卷草纹”（非中原传统纹样，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西域丝绸纹样一致），1片织有“汉胡通市”四字（隶书织纹，显“官方贸易标识”），纤维检测显示含桑蚕丝95%、羊毛5%（羊毛为西域品种），证明是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产物，印证汉代中期丝路南线（滇缅道）已存在民间贸易，早于汉武帝时期张骞正式通西域的官方记载，填补了“早期丝路南线交流”的考古空白。
张骞出使关联竹简卷完整出土，共28片简片，用丝线编联成卷，展开长1.1米，经红外识读，可辨识核心内容：“文景十三年，张骞使西域还，过滇，携胡商三人，献葡萄种、胡麻种；滇吏记之，报长安”38字，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的记载呼应，简卷末尾有“滇丞某录”四字（“滇丞”为汉代滇国地方官吏），证明张骞出使西域返回时曾途经云南，推动了丝路南线的交流，是“张骞通西域与南方丝路关联”的首次实物发现。
更关键的是，铜仓旁出土1件陶制“量田器”（长30厘米，刻有汉代度量刻度），器身有“勤耕得粟”四字，显“鼓励农耕”的官方导向；丝绸残片旁发现1件西域风格青铜饰件（长8厘米，饰卷草纹），与中原青铜工艺差异明显，进一步印证东西方物质交流；灰土层中还检测到大量炭化粮食颗粒（估算储量约500公斤），证明粮仓遗存是汉代中期地方官仓，反映“文景之治”下地方粮食储备充足的民生盛况。“是完整的汉代中期文明鼎盛证据群！”秦教授与丝绸博物馆专家共同激动地说，“1400年前，汉代中期已经‘完成从汉初休养生息到文景鼎盛的跨越，同时萌芽早期丝路交流’——减税促民生、丝路通贸易、农耕获丰收，这是‘中华大一统文明从稳定到繁荣的关键’！没有这次鼎盛与交流，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扩张、丝路的全面贯通都无从谈起！”
林晚凑到铜仓的“什一税”铭文旁，聚灵玉佩贴在丝绸残片的“汉胡通市”织纹上，灵气与汉代中期证据的“鼎盛感”产生强烈共振——她的左眼闪过连贯的文明图景：汉初休养生息后，文景之治通过减税激发农耕活力，地方仓廪充实；同时民间商人沿滇缅道与西域交流，丝绸、作物品种互通；张骞出使进一步推动官方交流，让“民生繁荣”与“对外交流”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对内富民、对外交流”的模式，让中华大一统文明从“稳定重建”走向“繁荣开放”，为汉武盛世奠定基础……“这是‘中华大一统文明繁荣开放的第一块见证’！”林晚轻声说，“之前的秦汉过渡是‘秩序重建’，而这里的汉代中期是‘鼎盛开放’——铜仓不是简单的仓具，是‘文景之治民生的标尺’；丝绸残片不是普通织物，是‘早期丝路交流的信物’；竹简卷不是零散的记录，是‘官方推动交流的证明’，它们共同证明文明的繁荣，不仅需要对内富民，更需要对外开放交流！”
顾倾城看着铜仓的“仓廪实”铭文和丝绸的西域卷草纹，感慨道：“以前总觉得文景之治只有‘减税’，现在看着这些证据，才明白还有‘丝路交流’——这种‘对内稳民生、对外通贸易’的智慧，才是汉代能走向鼎盛的关键！”
秦教授与丝绸博物馆专家共同将铜仓、丝绸残片、竹简卷小心放进定制的“恒温恒湿文物柜”（铜仓用软棉包裹，丝绸残片存于惰性气体密封盒，竹简卷用专用支架固定），解释道：“这组证据还有个更重要的全球意义——之前国际上对文景之治的研究多聚焦‘政策文献’，对早期丝路的认知多局限‘北方线’，而我们发现的铜仓铭文、南方丝路丝绸、张骞关联竹简，首次用实物证明文景之治的民生成效，同时印证丝路南线的早期存在；与《史记》《汉书》的互证，也为‘中华大一统文明的繁荣开放基因’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彻底修正了‘汉代中期仅对内稳定’的片面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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