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间，有所谓元文化的表述。
元文化的意思，就是刨除那些繁文缛节，刨除那些根本不必交谈的废话，去说那些实质本源。
中国的元文化，本质就是没有身份界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如此的呼喊，这究竟是陈胜亲口所言，还是司马迁的遥情想象，后世的人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中国人的眼里，一个人的个人奋斗比他的出身更能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地位。
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也开过酒店卖过酒。终于在72岁时借钓鱼的机会与姬昌相见，助其兴周灭商。战国时，张仪，苏秦以布衣之身，游说诸国，官拜将相。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西汉开国功臣，也绝大多数出身布衣。“英雄不问出处”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思想。
而在印度，婆罗门是决不会去同情贱民，认同贱民是和自己人格想等的人的。
本质上，就是不同民族在入侵印度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乎于相似的统治方式：种姓制度。
这些人也不嫌无聊，这套把戏玩了这么多次，都已经习以为常。
这也导致了，在新的征服者出现后，整片大陆麻木不仁，想着的不是保护共同利益，而是思考着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对于新从北方来到的民族来说，对于自己民族，或者说自己这些精英自己的利益来说，如何选择？
统治成本与收益产出比。
这是一种上层挤眉弄眼，互相勾结一番后，发现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无论是被征服民族的上层还是征服者民族的上层都差不多。
人类有无数的政策和法规，乃至于道德，其实最后都输给了成本，这几乎是普世价值。
印度的村社制是构成古印度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古印度奴隶、封建社会的基础。村社制与种姓制度结合，村社内部阶级分明，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来说，几乎是最佳选择。
按照教阶制度的分工各司其职，高种姓的负责村社的祭祀、教育、行政管理等，低种姓的则去种田、纳税和做一些服务于高种姓的工作，诸如清除垃圾、屠宰等。
而在村社外部，地形复杂、山川阻隔、道路艰险，再加上每个村社都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各村村长等村社管理人员直接替国家征税和传达国家指令，所以村社之这些田园风味的“小王国”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狭小的村社范围之内。
对内，这样的统治方式，使得统治者更喜欢把居民变成越来越愚钝无脑的人，通过道德宗教进行钳制愚民，因此小民越愚蠢越好。
当然了，如果是在中国，那些大小军阀，中军佐什么的，会计算一下得失，我的地盘这么小，为什么不把手下小弟养活的膘肥体壮，装备上最好的砍刀，去铜锣湾砍出一块地盘，做铜锣湾扛把子呢。
但是在交通不便的印度，出击的成本太高太高了，你打出一片地盘以后，会发生什么？
你打下一片地盘，却发现新地盘和老地盘之间交通不便，运输一些物资，走走停停，在路上的损耗，比这些物资都多！
在古典式帝国，无论是古代秦汉中国，还是西方的古罗马修路绝对是第一政治正确的任务，始皇帝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基本上就是最正确的道路。
一个帝国的大脑下命令，去灭掉某处不开眼的傻瓜，而神经线却缓慢的输送命令和物资，等到了手举起砍刀的时候，傻瓜可能已经饿死了。
这就很不好了。
而在印度，由于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进行道路建设，从一个邦到达另一个邦的成本太高，因此逐渐开始内部封闭，这也是很正常的。
逐渐发现，打下一片地盘后，那块地盘上的出产，不能带回自己的本部，只能委任他人管理，如果经常性的不去巡视，那么必然造成尾大不掉的情况。
从婆罗门到贱民只关心他们的自己的地盘，只要他们的老家完整无损，只要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没有改变，什么王国的崩溃、外族的入侵、国家的分裂，都与他们无关，因为无论国家政权落入谁人之手，婆罗门仍然是税吏、法官和百姓首领，农民和手工业者仍然要按照那些他们根本听不懂的宗教典籍生活进行社会分工制度去种田、纳税。
社会呈现出保守性和停滞性的特点，变革制度的需求被削弱了，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情况，事实上，在中国也出现过，不过，很快，提着刀子的平民就去教这些奴隶主如何做人了，那是血淋淋的杀过去的啊。
印度先民也付出努力过，但由于人性问题，最后没有拒绝魔戒的诱惑，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哪怕到了今天，按照罗永锤才知道的消息，葡萄牙人稳固统治这里已经几十年，可始终都没有引起注意，许多不远处的土邦主依然我行我素的在这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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