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个地主，是大盗。
杀十个地主，是豪强山大王。
杀一百个地主，是举世罕见的酷吏。
杀一千个地主，是一个罄竹难书无恶不作的权奸奸佞。
杀一万个地主，你就是一代明君千古一帝。
虽然地主们全都急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都无法改变自己缺乏武力的事实，无论是年久失修的县城城墙，还是自家的土围子，哪里顶得住大西军的土炮。
而这自然也引起了南京朝廷内部互相攻讦挖苦，弹劾斗争的开始，五王战争，目前来说，都属于菜鸡互啄阶段，而这些士绅本来的意思，自然是从中选择，更能代表我们士绅利益的傀儡啦。
本来黄道周也是个沽名钓誉钻营小人，本想这个时候跳出来表一下决心，其实压根没想过要担当什么重任的，只是痛斥当局的大佬不能振作起来，扶保明君，匡扶社稷。
东林党、复社一系的人四处煽风点火，大造舆论，正在于东林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在这些人看来，哪一藩继统的事情，要高于国家大事，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拥立自己相中的皇帝才是根本。
后世的人们由于读书不多，容易洗脑，常常以为东林党人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有之，但在早期就已经死的差不多了，但混迹其间追逐名利的人也不少，东林党人往往以“道德完人”自居，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制造舆论。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利益，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建设性的贡献。
可是他选的时候太不对，刚好钱谦益刚刚活动回了南京，他跳出来的这个时机就正好让他坐了这个萝卜，一听说要他重振大明军威，就顺水推舟让他去总督江南防御，但是不给钱不给兵，就让他就地自筹，黄道周顿时吓了个半死，有心想说他不干，这会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晚明几十年，忠臣良将早已死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最最死硬的脑残分子，但也不傻啊，这可是妥妥的九死一生。平时他还能推辞，但现在，不得不不情不愿的出发，带着几十个家丁出了南京城，想办法招兵买马，对抗大西军，半路上他尽可能的磨蹭着，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却不知道背后，有人在考虑投靠帝都的选项了。
至于大西军这份告示，自然难不倒这些儒生，当即下命令，令人在南京城以及各地，追查张贴告示之人，将其逮问，同时找来一群文人，写一份告书，也以告示的形式到处张贴，驳斥大西军的这份告书，颠倒黑白，将各种屎盆子尽可能的朝大西军头上扣，以此来混淆视听，争取民心，大西军乃是贼军，才是天下祸乱之根本，望天下人莫要轻信大西军所说，要尽力抵制之。
行军打仗治国理政，东林党个顶个不行，做这种事，却都是一个顶三个的行家里手，写出的文章也漂亮的很，洋洋洒洒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的一干二净，把大西说成十恶不赦之徒，屠杀百姓云云。
当然了，写完告示，却是回了家后，纷纷给张献忠写去密信，声言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大西军有刀，南明有笔，帝都有刀也有笔，而官军干的事情其实和土匪也差不多，老百姓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着的，舆论究竟会倒向哪一边，只有以后才知道了，反正这是一场不动刀枪的口水战，靠的是笔墨纸砚，孰是孰非老百姓自己去判断好了。
当然了，张献忠此时也是有了惊人的麻烦。
他的部队人数不少，几十万人的大军，撒在广袤的大明土地上，就好像胡椒面一样，即便是想打，但是有长老会的观察员在那跟着，还要处处提防着他们，这仗即便是打，也打的不痛快。
而很快被长老会的糖衣炮弹腐化，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难题，比起奸淫掳掠穷鬼一般的江南，帝都的好东西那么多，好好享受才是根本，更何况打大仗对物资后勤的需求很大，他这次顺流南下，虽然尽量的携带了弹药，而且在江南解决粮食也很简单，大西军从本质上还是一支由前明逃兵为骨干的旧式军队，关键就在随军携带的弹药上，帝都就是想卖也造不出来啊。
当然了，大西军与帝都方面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了。
在起码将百万人运输到海外后，沿江能够搜罗的人口也差不多了，而张献忠也开始和帝都发生矛盾了。
矛盾的起始点在铜陵。
铜陵这个地方一听就知道很有钱有矿，当然了，随着东林党出现，不能收税后，大商人的春天，士绅的春天到来，自然是赚的盆满钵满，很是富庶。
大通小县地方不大，却是富户很多，因此也就惹来了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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