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号，愚人节。
放在别的地方，这日子兴许还能拿来开开玩笑，骗骗朋友同事，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可那年的焦作市，愚人节这三个字，没给任何人带来半分轻松的意思，反倒像是老天爷故意扔下的一层冰坨子，把整座城都裹进了一股透骨的寒意里。四月天，本来应该杨柳抽芽、风吹面不寒的，可焦作那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阴得厉害，天是铅灰色的，沉甸甸地压在人头顶上，风从太行山那边灌过来，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铝厂家属区那一片，都是老式平房和自建的小院子，巷子窄，墙根底下常年不见太阳，青苔长得厚厚一层，空气里总有一股散不掉的潮腥味儿。
那天上午十点多钟，中州铝厂附近那条叫不上名字的胡同里，一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院里头，忽然传出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声音又尖又慌，带着哭腔，像是一个人把嗓子都喊劈了。邻居张婶正在自家院里晒被子，听见动静手一哆嗦，搪瓷盆子咣当一声掉地上，她愣了两秒，拔腿就往隔壁跑。紧接着，李家大哥、王叔、还有几个休班的铝厂工人也都听见了，大伙儿呼啦啦涌到那扇漆皮剥落的铁门前，推开虚掩的大门。
门一开，所有人都愣了。
院子里静得瘆人，死寂死寂的，就剩几只绿头苍蝇在空地上头嗡嗡地盘旋，飞一会儿落一会儿，落在水泥地上，落在那把歪倒的竹椅子上头，嗡嗡嗡的声响在这寂静里被放大了好几倍，听得人头皮发麻。空气里飘着一股铁锈似的甜腥气，不浓，但直往鼻子里钻。有人下意识往里走了两步，朝敞着门的正屋一望，两具尸体横躺在堂屋的水泥地上，身子底下的血已经凝固了，变成了一大摊黑褐色的印子，沿着地砖的缝隙洇开，像泼了一桶浓稠的酱油。
啊，！不知道是谁先叫了一声，紧跟着所有人都跟被烫着似的往后猛退，脚步声杂沓慌乱，有人后脑勺磕在院门框上，疼得龇牙咧嘴也顾不上。
两具尸体，一老一少。老的是父亲，老张，一个在铝厂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实工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平时见谁都点头哈腰笑一下的。少的是他儿子张晓峰，才二十出头，街面上出了名的混混，纹着花胳膊，叼着烟卷，走道横着晃，可这会儿也那么直挺挺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再也没法横着走了。
谁也想不到，这起惨绝人寰的双尸命案，起因竟然就只是为了两万块钱。
更让人唏嘘的是，行凶者也是一对父子，父亲刘润林，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常年在南方工地上干活，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儿子刘俊，二十多岁，一米七五的个头，长得其实挺精神，浓眉大眼的，就是眼神里总带着点虚浮的漂劲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这两对父子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能让人下这么狠的手？这话说起来，还得往回倒好几年。
刘润林年轻时候其实不算个没本事的人。他是焦作下面农村出来的，家里兄弟多，地少，日子过得紧巴。后来招工进了中州铝厂干临时工，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但好歹有了个固定进项。他媳妇是邻村的姑娘，贤惠，手巧，会纳鞋底会缝衣裳，两口子加一个宝贝儿子刘俊，日子虽然清苦，但有盼头。
可老天爷没长眼。刘俊七八岁那年，他媳妇得了病，开始说是胃疼，扛着没当回事，后来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医院一查，胃癌晚期。撑了不到半年，人就没了。临走那天晚上，她攥着刘润林的手，气若游丝地说了句：把孩子...带好...眼皮一合，再没睁开。
从那以后，刘润林就剩下儿子这唯一一个亲人了。他抱着才上小学的刘俊，爷俩在空荡荡的屋里对坐无言。刘俊那时候还小，不大懂死是怎么回事，就知道妈妈再也不回来了，晚上睡觉不敢闭眼，非得刘润林在旁边坐着，攥着他的手才行。刘润林看着儿子那怯怯的小眼神儿，心里头跟刀割似的，整宿整宿地叹气。
他不能让儿子跟着自己受穷。他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在土里刨食也好，在流水线上累弯了腰也罢，都认了，可儿子不能。儿子得有出息，得考大学，得坐办公室，得穿白衬衫皮鞋锃亮的那种。可光靠他在铝厂当临时工那点死工资，别说供儿子上大学了，连爷俩吃喝都紧巴。
思来想去，刘润林下了狠心。他托人把刘俊安顿在老家一个远房堂姐家里，每个月按时寄生活费过去，然后自己卷了个铺盖卷，揣着家里仅剩的三百多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该受的苦，该受的累，爸爸替你受。你就安心读书，爸给你打拼出一个好未来。
火车开动的时候，刘润林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焦作的站台越退越远，眼泪憋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九十年代末的南方，跟中原小城完全不一样。到处都是工厂，一家挨一家，机器轰鸣声昼夜不停。刘润林在东莞一个电子厂找了份活，流水线上插件，一站就是十二个钟头，腰疼得跟要断了似的。他文化不高，技术活干不了，就只能下死力气。厂里管吃住，宿舍是那种铁架床上下铺，一间屋塞八个人，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从窗户缝往里钻。工友们下了班爱凑一块儿打牌，斗地主炸金花，吆五喝六地解闷儿。刘润林从不掺和，人家喊他他就摆手：不打不打，赢了好输了不好，我这活不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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