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会议室的白板上，案情信息已经密密麻麻。正中央是郑国栋死亡现场的照片，安静得如同沉睡。围绕着这张照片，延伸出几条关键线索：罕见毒素、红酒来源、社会关系、时间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混合着咖啡的苦涩和熬夜带来的疲惫感。
张猛那边的调查率先有了突破。他带着几个队员，几乎跑遍了本市所有高档酒庄和郑国栋可能光顾的烟酒店，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一家名为“葡藤苑”的高级葡萄酒专卖店。这家店的经理确认，郑国栋是他们店的常客，品味刁钻，尤其喜欢探索一些小众产区的精品酒。大约十天前，郑国栋确实在店里购买了几瓶酒，其中就包括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个牌子的红酒。
“但是，”张猛汇报时，眉头紧锁，“经理非常肯定地说，郑国栋买走的那瓶酒，当时是完好无损的密封状态。他们店里有严格的出入库记录和品控，售出前都会检查木塞和封帽。而且，店里没有任何人有机会，也没有任何动机在那瓶酒里做手脚。”
这条线索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酒是在正规店铺买的，购买时是密封的，那么毒是什么时候、怎么进去的？难道问题不是出在售前，而是出在郑国栋买回家之后？
与此同时，苏晓雯对社会关系的深入排查，也带回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她接触了郑国栋的几位圈内好友和竞争对手，一个名字被多次提及——周子墨。周子墨是近几年崛起的年轻美食评论家，风格犀利，善于利用新媒体，势头很猛，被视为可能挑战郑国栋“权威”地位的新生力量。两人表面上维持着同行间的客气，但私底下据说因为几家热门餐厅的评价标准和新媒体流量之争，积怨不小。就在郑国栋死亡前一周，两人还在一个美食论坛的线下活动上有过一番不甚愉快的公开辩论。
“这个周子墨，有化学或者生物学的背景吗？”林宸问。
“我查过了，他是新闻传播学专业毕业，没有相关的理科教育背景。”苏晓雯回答，“但是，他交往圈子很杂，不能排除他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毒素或者雇凶作案的可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来自钟点工刘阿姨。苏晓雯再次与她深入交谈后得知，郑国栋有一个习惯：他喜欢把近期要喝的红酒，提前一两天放在客厅那个恒温小酒柜里“醒着”，但不是开瓶醒酒，而是让酒体在合适的温度下稳定。案发前一天，也就是郑国栋死亡前两天，刘阿姨去打扫时，还看到那瓶酒好好地立在酒柜里，包装完好。
“也就是说，从郑国栋买酒回家，到案发前至少一天，那瓶酒都处于未开封状态，存放在他自己家中。”林宸沉吟道，“如果毒不是买酒时就被下的，那么下毒的时间窗口，就只能是在郑国栋自己开瓶前后。但监控显示，开瓶当晚他没有访客……”
问题再次绕回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闭环：一个密封的酒瓶，一个没有外人进入的空间，毒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的？
压力越来越大。陈建国支队长来了两次电话，询问进展，媒体的关注度也在持续升温，网上已经开始有一些关于郑国栋死因的猜测和谣言。
就在案情似乎陷入僵局的时候，赵思妍的实验室再次传来了关键消息。她对毒素的进一步药理分析取得了进展。
“林宸，”赵思妍的声音在电话里带着一丝熬夜的沙哑，但语气却十分清晰，“我们对这种生物碱的毒理机制和代谢动力学做了更深入的文献检索和模拟分析。有重大发现。”
林宸立刻叫上张猛，再次赶到实验室。
赵思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和药代动力学曲线图。“这种毒素，不仅仅是因为罕见和毒性强而难以检测。”她指着一条曲线说，“它还有一个更隐蔽、也更狡猾的特性：延迟发作。”
“延迟发作？”林宸和张猛异口同声。
“对。”赵思妍放大曲线图，“根据模拟和有限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断，这种毒素口服后，在体内的吸收和分布有一个过程。它并不会立即引起剧烈症状。它的峰值效应，也就是导致心脏骤停的关键时刻，是在摄入后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之后才出现。这个时间差，根据剂量和个体代谢差异，可能长达一到三个小时，甚至更久。”
实验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张猛瞪大了眼睛，林宸的瞳孔则微微收缩。
延迟发作！
这个特性，瞬间打破了之前关于作案时间的所有推论！
如果毒素是延迟发作的，那么郑国栋喝下毒酒的时间，就不是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而是在更早的时候！他完全可能是在外面，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喝下了含有毒素的酒或食物！然后，毒素在他体内悄无声息地潜伏、蔓延，直到他回到家中，处于绝对独处的状态时，才突然发作，夺去他的生命。
这样一来，凶手就完美地制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当郑国栋毒发身亡时，凶手早已远离现场，拥有充分的不在场时间证据。监控显示郑国栋回家后无外人进入，这一点反而成了掩护凶手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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