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本子翻到最后，后面还有很多页，密密麻麻地写着字。但那些字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了，不是因为纸页花了，是因为我的眼睛湿了。我用力眨了几下眼睛，把那种酸涩的感觉压了下去，用力地看那些字，试图从里面找到更多的信息。
后面的日记里，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张海客又来过几次。每次来都带东西，有时候是补品，有时候是书，有时候是一些我看不懂用途的东西。他跟胖子在院子里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聊的内容我依然听不到，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他的身体经不起再次折腾了。”
小花也来过。他来的次数不多，但他寄的东西很多。有好几次，我在日记里看到“小花今天寄来了信”这样的记录。信的内容我没有抄在日记里，只写了“小花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让我不用担心”。安排什么？不用担心什么？我没有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留下来龙去脉？我翻了后面几页，想找到更多关于小花的记录，但没有。只有那几句，像是在敷衍了事，又像是在刻意回避什么。
黑瞎子来的次数最多。日记里关于瞎子的记录是最详细的——他教胖子怎么煎药，和小哥一起看草药的品质，教我怎么辨认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他每次来都会单独跟小哥聊很久，聊完之后两个人的表情都看不出什么，但我总在日记里写“我觉得他们有事瞒着我”。这句话在日记里出现了很多次，每次都是同样的几个字——“我觉得他们有事瞒着我”。我看着这几个字，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楚的酸楚。那时候的我，大概也是这样，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想不明白，只能在本子上写下这样无力的话。
长生。
这个字在我的日记里反复出现。不是每天都出现，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像一根线，把那些零散的、看似不相关的记录串在一起。我像一个考古学家，一点点地挖掘自己的过去。那些被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碎片，被我一块一块地挖出来，擦干净，拼在一起。但拼到最后，发现中间少了一大块，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缺失的拼图，到底是什么？
我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几个月前。写的是：“今天胖子又熬了中药。我问他要喝到什么时候，他说‘喝到不用喝的时候’。我说‘什么时候是不用喝的时候’，他说‘等你身体好了’。我问‘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他说‘没怎么，就是虚’。我说‘我虚了这么久，怎么还没补好’，他说‘你虚了三十年，补三年不算多’。”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床头柜上。手指在封面上停留了很久，摸着那深蓝色的硬壳，感受着它粗糙的质感。
我想了很久。
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小哥问过我们愿不愿意长生。我的回答是“愿意”。不是因为我想永生不死，是因为我不想让小哥一个人留在这世上。他活了那么久，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周而复始，没有尽头。他经历了多少离别，多少孤独，我都不敢去想。如果我和胖子也能活那么久，至少他不用再一个人了。至少他身边有人陪着。瞎子也会在。虽然瞎子是另一种状态，但至少他不是一个人。
那些张家人呢？
日记里偶尔提到他们，但语气都很冷淡。“张海客今天来了”“张海客带了东西”“张海客又来了”——就是这样的记录，没有温度，没有情感，像是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对小哥来说，那些张家人跟他是同族，但不是同伴。他们有血缘上的联系，但没有心灵上的连接。他们活着，他们也在，但他们不是“自己人”。“自己人”是胖子，是我，是瞎子。是那些不管发生什么都站在他身边、不问原因、不计后果的人。
所以我不想留小哥一个人。不想让他和瞎子两个人在这世上相依为命。瞎子虽然也是他的朋友，但那不一样。瞎子有瞎子的活法，小哥有小哥的活法，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东西太多了，不是一句“都是长生者”就能填补的。
可是，为什么呢？
我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阳光下显得很普通，不胖不瘦，指甲剪得很短，指节分明。这双手做过很多事——切过菜，翻过土，写过字，也做过一些现在想起来还会冒冷汗的事。这双手的主人，曾经很坚定地写下“愿意”两个字。他写下那两个字的时候，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变化，更多的不确定。但他还是写了。
我想不起来他——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会愿意？为什么会支持？在那个决定背后，到底是什么促使我写下那两个字？
我想不起来了。
这几个字在脑子里转了很多圈，转得我头晕。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胖子做了红烧排骨和清炒时蔬，菜很好吃，但我吃不出味道。筷子在手里拿着，夹菜的动作机械得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夹起来，放进嘴里，嚼，咽下去，再夹。胖子在对面说话，声音忽远忽近，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听到了几个词，但那些词到了耳朵里就散了，没有组成有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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