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最后一周，克劳馥小姐把行程单放在埃德蒙桌上时，手指在那行“7月1日-7月7日”上轻轻点了一下。
“部长，后天的出差，”她顿了顿，“要推掉吗？”
埃德蒙从文件里抬起头。
“为什么推？”
“您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加班加点，把所有能提前的工作都提前了。巴洛的加班记录是其他人的三倍。您空出了一整周。”
那一周是留给谁的，整个办公室都知道。
“不推。”埃德蒙低下头，继续签文件。“照常去。”
克劳馥小姐点了点头，拿起行程单，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她停了一下。
“部长。”
“嗯。”
“瑞典那边，战后难民与救济筹备会议结束后，当地安排了几家难民收容所的视察。您需要我准备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埃德蒙想了想。
“不用。就按常规。”
她把文件夹翻开，指了指里面的几页纸。
“当地的联络人问，是否需要准备什么欢迎仪式？”
“不用。”埃德蒙说，“越简单越好。”
“好的。”她合上文件夹，转身要走，又停了一下，“部长。”
“嗯？”
“您那个信托基金——英国那几个孩子，今年的学费已经缴了。威尔逊先生的秘书打电话来问，您今年还打算新增名额吗？”
埃德蒙想了想。
“先不急。等我回来再说。”
克劳馥小姐点点头，出去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埃德蒙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投下碎金似的光斑。他盯着那些光斑看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拿起笔。
下一个行程。下一份文件。
斯德哥尔摩。
瑞典没有参战，整个城市亮着灯。埃德蒙站在酒店窗前，看着外面那些没有遮罩的窗户，一格一格，橙黄色的、暖白色的，像无数只睁开的眼睛。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夜景了。伦敦的灯火管制让整座城市在夜晚变成一片沉默的黑暗，偶尔有探照灯扫过，像在寻找什么找不到的东西。
这里不用找。
这里一切都亮着。
斯德哥尔摩会议比预想的顺利。战后重建是个大议题，医疗物资分配、战地医院恢复、难民安置。每个议题都有人争，但最后都达成了共识。
茶歇时，一位身形清瘦、气质沉静的瑞典官员走到他身边。他戴着细框眼镜，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却已是瑞典财政部与外交系统里负责战后经济与难民安置的核心人物。
“泰勒先生，我是达格·哈马舍尔德。”他伸出手，声音轻而稳，“瑞典方面，由我协调与盟国的善后救济事务。”
埃德蒙知道这个人。
出身瑞典名门，经济学家，年纪轻轻便身居要职，在中立国瑞典负责战时金融、物资分配与难民政策，是英美都极为看重的合作对象。
“您上午提出的东欧儿童教育计划，非常必要。”哈马舍尔德说。
“很多孩子不只需要食物和住所。”埃德蒙说。
哈马舍尔德望向窗外这座安然无恙的城市，语气轻却沉重：
“战争留下的伤口，有些在身上，有些在心里。后者会跟着他们一辈子。我们能给的，只是一条路。至于他们会走向哪里，没有人能真正预料。”
埃德蒙沉默片刻。
“至少，先给他们一条路。”
哈马舍尔德微微颔首，没有再多说。有些共识，不必言明。
“泰勒先生，”会议结束后，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明天的行程，”金牙男人说，“您想去哪儿看看？斯德哥尔摩的老城？还是郊外的难民中转站？”
“难民中转站。”
金牙男人点点头。“好的，我让人安排。”
第二天上午，斯德哥尔摩郊外。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路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窗外的景色从城镇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森林。白桦树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树干笔直，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响。
“快到了。”司机说。
埃德蒙看着窗外。森林深处，隐约能看见几栋灰色的木房子，两层，墙皮剥落，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院子里几个孩子在玩一只破皮球，看见车开过来，都停了动作，愣愣地看着。
车停稳。埃德蒙下车，踩了一脚泥。
一个穿旧西装的中年男人迎上来，瘦削，眼窝深陷，但脸上的笑容很热切。“泰勒先生！欢迎欢迎！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卡萨诺瓦斯。”
埃德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带我去看看。”
负责人在前面领路。他们穿过院子，那几个孩子还站在原地，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四五岁，抱着破皮球，怯生生地看着他。
埃德蒙对他们点点头。几个孩子愣了一下，然后有一个咧嘴笑了，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
负责人带他看了宿舍、食堂、简易教室。宿舍是大通铺，一排排木床，床单洗得发白，但很干净。食堂只有长条桌和板凳，午饭是土豆汤和黑面包。教室只有一间，挤着三十多个孩子，共用几本破旧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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