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山的顽抗和外界那些被煽动起来的微弱舆论压力，如同溪流撞击巨石，未能动摇专案组铁石般的决心。尽管从茶渣供应链到铁壶血迹，间接证据链已经如同密网般收紧，但顾铭深知，要彻底击垮沈万山那由社会地位、财富光环和精心伪装构筑的心理防线，并在庄严的法庭上形成无可争议的、经得起最严苛质证的定罪，他们还需要更扎实、更直观、更具冲击力的证据。对3号梯田进行系统性、考古学式的精细挖掘，找到五名受害者的完整遗骸，并从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与沈万山直接关联的微量物证（如衣物纤维、特定工具痕迹、甚至是他不慎留下的生物信息），成为了打破目前僵局、奠定最终胜局的唯一途径。
然而，大规模的田野挖掘并非易事，需要周密的计划、复杂的审批流程，也需要协调专业的考古和法医人类学团队，同时还要预判并应对可能来自沈万山及其律师团队的种种法律阻挠和舆论干扰。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间隙，警方并未停止对现有线索的深挖和巩固，力求在最终决战前，将证据堡垒的每一块砖石都砌得坚实无比。
在等待上级审批和协调各方资源的同时，顾铭指示技术队对3号梯田及其边缘缓冲地带，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极为细致的地面搜寻。这一次，他们不再依赖大型的地质雷达，而是由二十余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和省厅痕迹检验专家，穿着统一的白色连体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几乎是以一种考古发掘的姿态，俯身弯腰，甚至在某些区域匍匐在地，用手持的金属探测仪（调整到特定灵敏度）、细小的毛刷、镊子和筛网，一寸一寸地翻检梯田边缘的石头缝隙、排水沟底的淤泥、茂密的杂草丛根部、以及土壤容易被山雨冲刷流失的陡峭坡坎。
这项工作极其枯燥、耗费眼力且对体力是巨大的考验。秋末冬初，山林间蚊虫依旧肆虐，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照射下来，在密闭的防护服内闷热难当，队员们很快便汗流浃背，护目镜上常常蒙着一层水汽。但他们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对真相的渴望，坚持了下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连续多天近乎“愚公移山”般的细致搜寻中，他们陆续在梯田边缘的不同点位，找到了二十余块极其细小、颜色苍白、与周围褐色土壤形成微妙反差的骨质碎片。这些碎片大多只有米粒甚至芝麻大小，边缘圆钝，显然经过了自然侵蚀和流水冲刷，混杂在深色的土粒、腐殖质和碎草叶中，若非怀着明确目的、以近乎贴地的视角刻意寻找，根本无从发现。每一片被发现，都立即被小心地用镊子夹起，放入贴有精确坐标标签的专用证物袋中。
实验室的无影灯将工作台照得亮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骨粉和化学试剂的气味。林岚和她的两名助手，穿着白大褂，戴着放大镜眼镜，正在对这些新收集的，连同之前从茶汤中惊现的那两粒“始祖”骨片，总共近三十块细小骨片进行系统性处理。工作台上铺着黑色的天鹅绒软垫，以增强对比度，旁边摆放着高精度的电子游标卡尺、三维扫描仪、体视显微镜以及用于痕迹比对的各类测量模具。
过程繁琐而精密。首先是对所有骨片进行超声波清洗，去除附着其上的泥土和有机杂质，然后进行干燥。接着，林岚借助放大镜和显微镜，根据骨骼的形态特征、骨密度、大小、关节面残留结构等，对这些碎片进行种属鉴定和人体骨骼部位的区分。确认全部为人体的手部末节指骨或足部末节趾骨碎片后，更艰巨的拼合工作开始了。
“顾队，肖阳，你们看这个。”林岚将一块清洗后约黄豆大小的骨片置于体视显微镜下，连接的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清晰的放大影像。可以清晰地看到，骨片表面并非光滑，有几条细微但明确的、呈放射状的线性骨折纹路，并且在其中一个边缘，有一个微小的、但明显的塌陷坑。“这种损伤形态，是典型的钝器打击造成的，受力点集中，导致骨骼瞬间压缩性骨折。”
她小心翼翼地用精密夹具，将几块带有类似受力痕迹的骨片，与那口老式炒茶铁壶底部提取到的、已经制作成高精度三维石膏模型的撞击凹痕进行虚拟和实物的比对。虽然由于骨片过于碎小，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工具痕迹同一认定，但在超高倍率下，骨片上塌陷区域的弧度、直径范围，与铁壶凹痕的某些特征性参数，存在着高度暗示性的关联。
“虽然不能出具法庭科学意义上的鉴定结论，”林岚严谨地表述道，“但结合这些骨片发现的位置（3号梯田边缘）和沈万山对那口铁壶的异常态度，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科学推断：造成这些指骨或趾骨粉碎性骨折的凶器，极大概率就是那口沉重、坚硬的老式炒茶铁壶。”
接下来，她开始尝试根据骨骼的形态学差异（如粗细、弯曲度、关节面特征）、骨皮质厚度以及微量元素分析（初步）的微小差异，对这些来自不同个体的骨片进行初步的分类和“归位”。这就像是在完成一幅来自地狱的、极其残酷且残缺不全的立体拼图。她需要从一堆杂乱、微小、形态相似的碎片中，凭借极其细微的特征，分辨出哪些可能属于同一个人的左手或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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