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正义号”在完成第一轮审判后，缓缓驶入新加坡港。这座花园城市的港口异常繁忙，但今天特意为这艘特殊的船只划出了专用泊位。码头上，来自各国媒体的摄像机早已架设完毕，等待着这场历史性审判的阶段性成果公布。
船上，最后一批证据正在打包封存。过去三个月，这艘船航行了两万海里，审理了八十七名暗网核心成员，涉及的案件证据材料堆满了三个标准集装箱。
沈清音站在数据中心的控制台前，进行着最后的系统检查。所有电子证据已经完成了三重备份：一份保存在船上，一份传输回各国数据中心，还有一份存储在联合国总部的地下保险库。
“所有数据传输完毕。”阿Ken长舒一口气，揉了揉因长时间工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我们创造了历史，清音。第一次有组织犯罪案件的电子证据被全球司法体系同步采纳。”
“但这只是开始。”沈清音平静地说，“接下来要确保这些证据在各国法庭上都能发挥作用。”
这是整个行动中最复杂的部分。尽管在“海洋正义号”上已经完成了初步审理，但每个被告回到本国后，还需要根据当地法律接受正式审判。特别调查科必须确保证据链的完整性和可采性，避免因程序问题导致罪犯逃脱惩罚。
陆琛正在与各国司法代表进行最后的协调会议。会议室里，二十多个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就量刑标准、证据转换、司法协助等细节进行着激烈但建设性的讨论。
“我国法律对金融犯罪的最高刑期是二十年，”德国代表说，“但暗网案件中，单个被告涉及的金额就超过百亿欧元，这显然需要特别考量。”
美国代表点头同意：“我们建议成立一个联合量刑委员会，为每个被告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再由各国法庭根据本国法律调整。”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经过六小时的谈判，一份《暗网案件跨国司法协作框架协议》终于达成。协议规定了证据转换的标准流程、量刑建议的制定方法、以及后续监管的协调机制。
当天下午，第一批被告开始下船。他们被分成不同组别，由各自国家的执法人员在严格安保下押解回国。码头上，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历史性时刻：曾经隐藏在暗网背后的犯罪头目，如今在全世界面前被押下审判之船。
但特别调查科的工作远未结束。暗网的余党仍在活动，新的犯罪形式已经出现。
“看这个。”老周将一份最新情报递给陆琛，“我们在监控暗网余党的通讯时，发现了新的动向。他们正在组建一个更隐蔽、更分散的组织。”
情报显示，暗网的残余势力正在采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去中心化的犯罪网络。没有固定的服务器，没有明确的领导结构，所有交易和通讯都通过加密的分布式账本进行。
“这是暗网2.0。”沈清音分析道，“吸取了这次被打击的教训，他们正在进化。”
陆琛立即召集团队制定应对策略：“我们需要更新战术。传统的追踪和抓捕方法可能不再有效。”
阿Ken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他们用技术犯罪，我们就用技术打击。我们可以开发一个专门的监控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区块链上的异常交易模式。”
这个想法得到了支持。特别调查科开始与技术公司合作，研发新一代的网络犯罪监控系统。与此同时，沈清音也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技术对抗只是治标不治本。”她在内部会议上指出，“暗网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它满足了某些市场需求——隐私保护、跨境交易、匿名通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合法的替代方案，即使打掉一个暗网，还会有新的出现。”
这个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特别调查科开始与各国政府、科技公司、民间组织合作，探讨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打击犯罪之间找到平衡。
一个月后，第一批暗网案件在各国的正式审判陆续开始。特别调查科提供的证据在法庭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德国柏林，前银行高管艾伦·施密特被判处二十八年监禁；在美国纽约，军火商伊万·彼得罗夫的助手被判终身监禁；在日本东京，暗网的技术负责人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
量刑虽然因各国法律而异，但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跨国网络犯罪将面临严厉惩罚。
审判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多被告在最后陈述中提到了相似的经历：最初只是因为好奇或利益加入暗网，但一旦进入就无法脱身。暗网设计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成员牢牢困住。
“我们需要关注这个现象。”沈清音在结案报告会上说，“暗网不仅是一个犯罪组织，也是一套精密的控制体系。研究它，有助于我们预防类似组织的产生。”
基于这个认识，特别调查科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启动了“网络犯罪社会心理研究项目”。研究暗网成员的招募机制、控制手段、以及脱困方法，为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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