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听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她接过那个还冒着热气的油纸包——里面是两个金黄酥脆的芝麻烧饼——郑重地点了点头。
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热乎乎的烧饼塞进我手里:“快吃吧,你妈妈刚送来的,怕你中午没吃饱。”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你妈妈都跟我说了。别怕,好好学习,老师知道了。”
又过了几天,父亲居然来学校了。大概是厂里或家里谁跟他说了什么。他穿着那件最好的中山装,试图维持一点体面,但眉宇间的不耐和局促藏不住。老师把他请进了办公室。我趴在门缝边,心脏怦怦直跳。
里面传来老师刻意压低了但依旧清晰严厉的声音:“…张师傅!不是我说你!孩子才多大?你怎么能这样?起晚了就不管了?还拿鞋扔孩子!让孩子一个人哭着走那么远的路上学?下雨天也没人送!她妈妈上夜班多辛苦你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当父亲的?!…”
父亲一开始似乎嘟囔着辩解了两句,但很快就被老师连珠炮似的批评堵了回去。我听见他含糊的应承声,最后,办公室门猛地拉开,父亲铁青着脸走出来,看见我,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有羞恼,也有一种被戳破的狼狈。他什么都没说,一把拉起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快步离开了学校。
这件事之后,奶奶韩玉兰终于看不下去了。她亲自来到我们家那间小屋,和母亲进行了一场低声而激烈的谈话。
“景啊,不是我说,建生这样下去不行!孩子也跟着遭罪!”奶奶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焦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让妞跟我过去住段日子吧!我那好歹离学校近点,我也能给她口热乎饭吃,盯着她写作业。”
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许久。她看看我,又看看这间逼仄的小屋,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娘,那就…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似乎把对父亲的不满和失望,全部转化成了对我一种略带补偿性的、略显笨拙的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扎上最漂亮的头绳,穿上她翻箱倒柜找出的、最好看的花布衫,虽然款式老旧,但浆洗得清爽挺括。
“咱妞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人看低了!”她一边给我梳头,一边念叨,语气里带着一股要强的劲头。
一开始,我是喜欢这种生活的。奶奶虽然脾气依旧急躁,但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每天都能吃到热饭,衣服总是干净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赌博的恶习丝毫没有改变,他甚至开始把牌友带到奶奶家来。于是,那间本就不算宽敞的屋子,也变成了新的牌局战场。
烟雾缭绕,麻将牌噼里啪啦的碰撞声、男人们粗嘎的叫喊声和奶奶偶尔不满的嘟囔声充斥 着屋里每个角落压抑的气氛。我的那张小书桌,被挤到了角落里,紧挨着那台老式洗衣机。它工作时发出的隆隆巨响和剧烈震动,仿佛是我内心焦躁不安的外化。我只能在那一尺见方的、不断震颤的金属盖板上,趴着写作业。注意力像受惊的麻雀,刚落下就被惊飞。字迹在震动下歪歪扭扭,如同我那时的心情。那冰冷的、震动的金属表面,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像一堵厚厚的、无形的墙,将我彻底隔绝在知识的净土之外。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字写得歪歪扭扭,如同我此时的心情。
后来,我就不写作业了。
于是,我从一个偶尔不交作业的学生,变成了老师眼里彻底的“问题学生”。她看我的眼神从无奈变成了厌弃,不再提问我,甚至懒得批评我。那种无视,比责骂更让人难受。
结果可想而知。老师请家长,奶奶硬着头皮去了一次学校。面对老师质疑的目光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她那张素来强势的脸涨得通红,回来后和父亲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张建生!你能不能给我长点脸!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奶奶的声音尖利,带着哭腔,“你就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耍?非得让孩子跟着丢人现眼吗?!”
父亲梗着脖子,一脸的不耐与麻木:“输赢凭本事!咋就丢人了?你少管!”
“我少管?我是你娘!我不管谁管?!你看看妞的成绩都成啥样了!”
“成绩好有啥用?能当饭吃?”父亲嗤笑一声,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虚无和逃避。
争吵最终总以奶奶的败退和更深的沉默告终。而我,则从老师眼里一个偶尔不交作业的学生,彻底变成了无可救药的“问题学生”。她看我的眼神从无奈变成了彻底的厌弃,不再提问我,甚至懒得批评。那种冰冷的无视,比责骂更让人难受。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感觉自己像一件被遗忘的、蒙尘的旧家具,与周围埋头苦读的同学隔着一层无形的、可悲的厚壁障。
然而,生活并非全是灰暗。在某些特别的、充满市井魔力的时刻,我能短暂地逃离我才能短暂地逃离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记得有几年,街上突然兴起了“刮奖”的热潮。体育场、广场上,时常支起巨大的红色充气拱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音乐和煽动性的话语:“两块钱,搏一个未来!”“自行车,大彩电,洗衣机,把大奖抱回家!”那声音混合着人情的嗡嗡声,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诱惑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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