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清晨，靠山屯还沉浸在冻土的沉睡中，家家户户的烟囱刚冒出几缕若有若无的青烟。沈星澜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敲响了支书李建国家的大门。
“谁啊？”李建国披着旧棉袄开门，带着一身的寒气。
“李支书，”沈星澜语气平静，“我需要去一趟公社，可能需要住一晚，想请您开张介绍信。”
李建国深深看了她一眼，没多问，转身回屋。片刻后，他拿着一张盖了红印的纸条出来，上面写着“兹有我屯社员沈星澜同志前往公社办理事务，望予接洽”。
“路上小心，早去早回。”他将纸条递过来，目光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
沈星澜将介绍信仔细收好，点头道谢，转身踏入渐亮的晨光中。
从靠山屯到公社的土路被积雪覆盖，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寒风像刀子般刮过脸颊，沈星澜将围巾裹紧，步伐却稳健有力。
她刻意放慢了些速度，观察着沿途的景象——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风中摇晃，远处田野一片苍茫，偶尔能看到其他屯子的社员缩着脖子赶着牛车往公社方向去。
这段独自赶路的时间，让她得以暂时跳出靠山屯的圈子，更清晰地审视这个时代。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穿着臃肿的棉衣，面色被寒风冻得发红，但眼神里都带着某种坚韧。墙上斑驳的标语、远处传来的广播声，无不提醒着她所处的时空。
两个多小时后，公社低矮的建筑群出现在视野里。相比靠山屯，这里多了几分人气。供销社门口排着队，邮局旁边贴着宣传画，几个穿着旧军装的人站在街角说话。
沈星澜先去了邮电局。里面比屯里暖和些，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一个工作人员正趴在柜台后打算盘。她径直走向墙角那部黑色的摇把电话，投入硬币，摇动把手。
“总机吗？转接内部线路，编码：七洞拐（707）。”她的声音很轻。
短暂的沉默后，听筒里传来一个毫无感情的女声：“请报识别码。”
“星火，零九。”
“收到。信号已记录。请保持通讯静默，等待进一步指令。”
咔哒一声，电话被挂断。
整个过程快得像是从未发生。沈星澜放下听筒，又在邮电局里转了转，看了看墙上贴着的报纸和告示，这才不慌不忙地离开。
既然来了公社，她索性又去了趟供销社和粮站。排队的人群中，她默默观察着这个时代的物资供应——凭票购买的布匹、限量的粮油、摆在柜台最显眼位置的《毛选》。她用自己的布票换了几尺最普通的蓝布，又用粮票买了两个窝窝头，就着自带的温水慢慢吃着。
这一切观察都让她更加明确：在这个物资匮乏、组织严密的年代，个人的力量确实有限。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借助更大的平台。
傍晚时分，她拿着介绍信住进了公社的招待所。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着四张木板床，墙壁上糊着旧报纸，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息。同屋的是个下乡调研的女干部，正伏在床头柜上写材料。
这一夜，沈星澜睡得很浅。窗外的风声、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同屋人翻身的声响，都清晰地传入耳中。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感受着这个时代特有的脉搏。
第二天一早，她循着来时的路返回靠山屯。积雪依旧，寒风未减，但她的心境已经不同。信号已经发出，时代的画卷已在眼前展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更加谨慎，也更加坚定。
她回到靠山屯首先找到了李建国和赵卫国。在老支书家那间充满烟味的屋子里，她开门见山。
“李支书，赵爷爷，我接到任务，需要立刻离开一段时间。”她没有提及“烛龙”，但“任务”二字，在两位经历过风浪的老人耳中，自有其特殊的分量。
李建国拿着烟袋的手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最终化为沉沉的嘱托：“去吧，孩子。家里……有我们。”
赵卫国则是重重拍了拍她的肩膀，目光锐利而充满信任：“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靠山屯是你的根。放手去干，别给咱老区丢脸！”
得到两位核心长辈的理解与支持，沈星澜心中最后一丝牵挂也得以安放。
刚回到自家老屋没多久，院门外就传来了周文彬的声音：“星澜，回来了？正好，我们知青点今天凑钱买了点肉，李红梅做了白菜粉条炖肉，非说要叫上你一起吃点，说是感谢你之前教我们认草药，帮了我们大忙。”
沈星澜打开门，看到周文彬和孙卫东站在外面，两人脸上都带着真诚的笑意。她略一沉吟，便点头应下：“好，我收拾一下就来。”
知青点的屋子比社员家稍显整齐，墙上贴着地图和报纸，炕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白菜粉条炖肉，旁边还有一碟咸菜和几个黄澄澄的玉米饼子。李红梅正忙着给大家盛饭，见到沈星澜，立刻笑着招呼：“星澜快来，就等你了！”
几个知青围坐在一起，气氛比往常要热烈，却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离愁别绪。几杯用旧搪瓷缸装着的、用炒糊的麦粒自制的“大麦茶”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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