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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东赵文王中后期，逸洲的殖民地已如星火般，沿太平洋海岸从北加福尼亚（他们称之为“南林郡”概称）至哥伦比亚地区（他们称之为“北河口”地区）扩散，并沿着可通航的河流，如那条被命名为“望乡河”的大河及其支流，向内陆延伸。形成了以“望乡镇”为首，包括“新营堡”、“拓南寨”、“归义聚”等大小数十个聚落的网络。
人口构成愈发复杂。最初的幸存者、后续有组织的移民、以及不断加入的土着居民（无论是通过贸易联盟、通婚还是被吸纳的依附部落），共同构成了逸洲社会的主体。生存是首要任务，旧世界严格的等级观念在这里被大大削弱。一个精通狩猎、耕作或战斗的倭人后裔，可能比一个只会空谈的破落贵族更受尊重。财富，尤其是土地、牲畜（他们尝试驯养当地的美洲野牛和羊驼，但成效有限）、船只和贸易网络的掌控权，成为新的地位象征。各聚落普遍推举勇毅、公正且有智慧的人为首领，并组成由长老、重要家族代表和民兵头领构成的议事会，共同决策。他们自称“逸洲人”，形成了强烈的自治传统和务实精神。
语言演变加速。以东赵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大量倭语词汇（尤其是与海洋、渔业、特定手工业相关），部分朝鲜语词汇（如一些官职和礼仪用语），以及越来越多的印第安语词汇（用于描述当地动植物、地理特征和特定文化概念）的“逸洲官话”趋于成熟，其语音、语法都与母邦汉语产生了明显差异。文字依旧使用汉字，但在日常书写中，笔画趋于简化，异体字增多，并且创造了一批新的“逸字”，多为形声或会意，如“?”（一种巨大的当地鹰隼，从鸟，交声）、“??”（一种坚硬的黑色曜石，从石，武声，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玉米，从禾，从番，意为外来的谷物）。
经济上，农业仍是基础，形成了以玉米、南瓜、豆类为主，结合粟、稻的混合农业。毛皮贸易是核心支柱，逸洲人组织猎队深入内陆，与更远处的部落交易，获取的毛皮通过“贡船”或私人商船运回东赵，利润丰厚。沿岸的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支撑了人口增长。对初步发现的铜矿、金矿的露天开采和简单冶炼也已开始，主要用于制作工具、饰品和货币（开始出现仿照东赵刀币形制的本地金属货币）。与东赵的跨洋贸易时断时续，却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物质交换，更是文化输血。来自东赵的书籍（主要是竹简和少量帛书，内容涉及农书、医典、兵法和诸子散文）、丝绸、瓷器、乐器，被逸洲的精英阶层珍视，也是维系其华夏认同的关键。
文化上，儒家思想中关于家庭、宗族、孝道和重视教育的核心伦理依然被坚守，但在艰苦的环境中，“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变得不切实际，教育更侧重于读写算数和实用技能。相反，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以及墨家“兼爱”、“非攻”、“节用”的主张，似乎更契合这片原始而广阔的土地，与当地印第安部落的万物有灵观念、对自然的敬畏和部落共享精神产生了奇特的共鸣与融合。他们祭祀祖先的牌位旁，可能也供奉着象征山灵、河伯或熊神、鹰羽的图腾。礼乐制度无从谈起，节庆祭祀活动虽保留了东赵的一些仪式，但更多地融入了本地元素，变得简朴、热烈而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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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车轮在中原滚滚向前：秦始皇横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力图抹去六国的记忆；楚汉相争，烽火连天，英雄辈出；汉武大帝挥师北伐，勒石燕然，开疆拓土……远在东海之外的东赵国及其逸洲殖民地，确实恪守了赵云龙与李牧最初的誓言——“远避中土，存续赵祀”，未曾有一兵一卒西顾。
（在中原正统史家的笔下，这支部族或许只在《史记》，有“赵公子某，与将李牧，窜于东海之外”的寥寥数语，化为了海外仙山般的缥缈传说。）
在世界的另一端，华夏文明的一支独特分支，却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变异、繁荣。东赵国本身，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深深扎根，汲取当地文化养分，发展成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海洋贸易为血脉、文化上高度汉化却又独具特色的强盛王国，其典章制度、衣冠文物皆仿中原，却又带有鲜明的海洋气息和本地特色，成为东亚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稳定力量，与中原王朝时而朝贡通好，时而谨慎对峙。
而逸洲殖民地，则更像是一颗被洋流带到远方沃土的种子，经历数百年的风雨，已然萌发出了与母体既相似又不同的参天大树。他们继承了来自古老东方的智慧火种——文字、农耕技术、组织能力、伦理观念，又在新大陆的独特挑战与机遇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道路。他们与土着居民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围绕着资源、土地和贸易主导权，冲突与征服从未彻底消失，但融合与共生已成为更主要的趋势。形成了以逸洲城邦联盟（类似古希腊城邦）为核心，周边依附或结盟的印第安部落为外围的独特政治生态。他们的社会结构、技术水平和文化认同，使其迥异于美洲其他原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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