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关于东征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酒肆、茶馆中，人们交头接耳。有人说东赵遍地黄金，扶桑有长生不老之药；也有人暗自担忧，怕这场战争会像当年征伐大宛一样，损耗国力，徒劳无功。但无论如何，战争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便再难停止。
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站在巨大的舆图前。舆图上，代表大汉疆域的红色区域广阔无垠，而东赵所在的朝鲜半岛和扶桑诸岛，则用浅黄色标注。他的手指，从胶东划过一道弧线，指向新邺城；又从辽东出发，向南推进至龙城。
哼，小小东赵，敢称龙城！他愤愤地想道，而他的眼神炽热，仿佛已经看到了汉军的旗帜在这片土地上飘扬。
“赵桓……你若在天有灵，看到你的儿子将你毕生心血如此糟蹋，不知作何感想？”刘彻低声自语，嘴角勾起一丝复杂的笑意，“这浩瀚东海，这无尽疆土，应该由真正的雄主来掌控。你的东赵，气数已尽。”
他仿佛看到，帝国的战船乘风破浪，帝国的铁骑踏碎山河。他将完成一项连秦始皇都未曾做到的伟业——将海洋的另一端，也纳入华夏的版图。这份功业，足以让他的名字，超越三皇五帝，光耀千秋万代。年迈的躯体里，那颗渴望不朽的雄心，再次剧烈地搏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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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汉这台战争机器轰然启动的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东赵新邺城，却沉浸在一片异样的“文治”氛围中。
王宫之内，丝竹之声袅袅，而非操练的号角。年轻的景王赵睿，身着宽大的儒袍，正在听他的老师，也是如今权倾朝野的太傅孔孝儒讲解《诗经》。孔孝儒须发斑白，面容清癯，眼神中充满了对古礼的虔诚与对“现实功利”的不屑。
“殿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王者之治，在于德化，不在于力征。昔文王虽拓海疆，然与民争利，轻启边衅，非长久之道也。今殿下罢黜舟船，鼓励农桑，复兴礼乐，使百姓安居乐业，此乃尧舜之治也……”孔孝儒的声音温和而充满说服力。
赵睿听得频频点头，脸上洋溢着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他自幼浸淫诗书，对父王那种充满冒险与扩张的生涯既感到陌生，也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仁德的君主，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而不是不断地将他们推向未知的海洋和战场。
“太傅所言，深得朕心。”赵睿感叹道，“父王在时，常言海贸之利，然孤见沿海豪商坐大，水师将士骄横，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还是如今这般，朝野上下，诵读经典，民风淳朴，方是太平景象。”
他选择性忽略了下朝后，老将公孙浑那忧心忡忡、欲言又止的眼神；也忽略了来自沿海郡县，关于商路凋敝、民生困苦的奏报。在他和孔孝儒构建的“理想国”里，这些不过是转型期必要的“阵痛”。
然而，风暴的征兆已经显现。
在新邺城外的水师基地，昔日桅杆如林、战舰云集的盛况不再。大量的战船被废弃在港湾里，船板上开始长出青苔，缆绳在风雨中腐朽。水兵们被遣散回乡，或者转为屯田的农夫，士气低落。仅有的一些维持巡逻的旧式舰船，也因缺乏维护和训练，显得破败不堪。
以公孙浑为首的一些老臣，私下聚会时，无不扼腕叹息。
“自废武功！自废武功啊！”公孙浑痛心疾首，“文王若在天有灵，见此情景，只怕要捶胸顿足！大海乃我东赵屏障，亦是通往富庶之路。如今水师凋零，若……若外敌来犯，如之奈何？”
“老将军，慎言！”有人提醒道，“如今朝中是孔太傅当权，言及兵事，恐惹祸上身。”
“祸？”公孙浑苦笑，“只怕更大的祸事，还在后头。我听闻……听闻长安那边，已有异动。”
的确有异动。一些通过隐秘渠道传来的消息，开始在东赵的有识之士中间流传：大汉在胶东、辽东大规模集结军队和船只。起初，这些消息被孔孝儒等人斥为“边将妄测”、“商贾谣言”，目的是为了阻挠国内的“休养生息”之策。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国内“好战派”故意散播的恐慌情绪。
孔孝儒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殿下勿忧！我东赵谨守臣礼，一心向化，大汉乃礼仪之邦，岂会无故加兵？此必是宵小之徒散布谣言，欲破坏殿下德政！当严查谣言来源，稳定民心！”
于是，宝贵的备战时间，在这种自欺欺人的“仁政”幻想中，一点点流逝。
直到有一天，一艘从胶东半岛冒险穿越封锁线的东赵商船，带回了确凿无疑的消息：大汉的楼船舰队已经基本集结完毕，陆路大军也在辽东蓄势待发。战争的阴云，已经厚重得无法忽视。
新邺城内，终于陷入了一片恐慌。
景王赵睿脸色苍白，拿着那份紧急军报，手在微微颤抖。他看向他的老师，眼中充满了无助与困惑：“太傅……这，这如何是好？汉朝……汉朝真的要打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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