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东赵崛起
赵珩颁布《劝农令》,将来自南洋(设定为早年已引入)的“金薯”(红薯)和“土芋”(土豆)作为战略作物,强制推广。同时,下令各沿海州县建造大型海船,组织渔民前往新发现的北海道渔场,并以军功授田制鼓励开发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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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赵珩的意志,如同初春时节扶桑列岛上依旧凛冽的北风,迅疾而有力地刮过东赵的每一寸土地。那道盖着鲜红王玺的《劝农令》,不再是以往劝课农桑、流于形式的官样文章,而是带着铁与血的迫切,成为了衡量地方官吏能力与忠诚的第一道准绳。
诏令由快马信使传出新邺,奔赴各州郡县。驿道上的烟尘尚未落定,各地的官仓便开始在兵丁的护卫下,开启一批批标注着“南洋异种”的仓廪。里面堆满的,不是金黄的稻谷或饱满的麦粒,而是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干瘪丑陋的块茎——皮色暗红或淡黄的金薯,以及沾着泥土、大小不一的土芋。
农官们被驱策着,深入田间地头,乡里坊间。他们扯着因为反复宣讲而变得沙哑的嗓子,对着面带疑惧、将信将疑的农夫农妇们,一遍遍强调着王命:“……此乃王上亲定之国策!金薯、土芋,耐旱耐瘠,不挑地力,坡地、沙地皆可种!亩产数倍于稻麦!乃活命之粮,强国之基!凡领种者,免当年三成田赋!抗拒不种者,田赋加倍,里长连坐!”
声音在春风里飘荡,落在不同人的耳中,激起不同的回响。
在土地相对肥沃的平原地区,老成的农人捏着手里那几块陌生的种块,眉头紧锁。“祖宗传下来的地,种稻麦尚且要看天吃饭,这南洋来的鬼东西,真能活人?别是占了地,最后颗粒无收,反误了春耕!”有人低声嘟囔,但在里正和胥吏严厉目光的逼视下,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按照分发下来的、图文并茂的《种薯法》、《植芋诀》,在田边地角,或者专门划出的贫瘠土地上,挖坑下种。
而在更多的、土地贫瘠、山峦起伏的州县,这诏令却仿佛带来了一丝别样的希望。那些世代在石头缝里刨食的农户,看着分到手的种块,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赋税的压力是真实的,但“亩产数倍”、“活命之粮”的诱惑,同样撩动着他们求生的本能。一个赤着脚、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在自家那位于山坡、满是碎石的薄田里,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发了芽的金薯埋进土里,喃喃自语:“王上说这能活人……但愿吧,老天爷,给条活路吧……”
与此同时,在东赵漫长的海岸线上,另一场变革也在轰鸣声中拉开序幕。
临海的大型船坞,成了最忙碌喧嚣的所在。司海事郑渭的属下官员,带着工匠图谱和严厉的工期命令,驻扎到了每一个重要的港口。原本主要用于近海捕捞和沿岸贸易的造船工坊,被强制要求转型,开始依照官颁的“千料海船”制式,建造能够抵御远洋风浪的大型舰船。
巨大的龙骨被架起,优质的木材从山区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来。空气中终日弥漫着刨花的清香和桐油、麻丝混合的特殊气味。工匠们在官吏的监督下,日夜赶工,锤凿之声、号子之声,与海浪拍岸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充满力量与压迫感的乐章。
“快!快!王上严令,秋汛之前,首批五十艘大船必须下水!延误者,匠人头,官丢职!”监工的呼喝声在船坞上空回荡。
渔民们最初是惶恐的。他们世代驾驭着小舢板,在熟悉的近海讨生活,对于远航北海那片传说中冰山漂浮、风暴肆虐的“恶魔之海”,有着天然的恐惧。但官府的条令很快贴了出来:组织化、规模化。渔民将被编入船队,由熟悉北海航路的向导引领,乘坐新建造的大型海船前往。渔获大部分归公,但个人所得亦远超近海捕捞,且家眷赋税可减。
更重要的是,随船队同行的,往往还有手持弓弩、奉命“护卫渔场、震慑土人”的兵士。这既是保护,也是一种不容退缩的强制。
第一批胆大或因生计所迫的渔民,在家人担忧的泪眼中,登上了那些如同巨兽般崭新的海船。帆缆升起,巨大的硬帆吃满了风,拖着沉重的船体,缓缓离开熟悉的港湾,驶向北方那片未知而寒冷的海域。船头劈开深蓝色的海水,留下长长的、泛着白沫的航迹,也载着东赵向海洋索取生存资源的野心与决绝。
而在陆地的另一端,在北境苦寒之地的边缘,通往虾夷地(北海道)的关卡和港口,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这里张贴的告示,语气更为直接,也更具诱惑力。
“王上恩典,开拓北海!凡愿往虾夷地及以北新土者,无论流民、罪囚(非十恶)、无地农户,一经登记,即刻发放口粮、农具、种子!拓荒所得之地,依《军功授田制》论!垦田十亩,授田五亩,永为世业!斩杀扰袭土人一人,记功一等,授田二十亩!建村立寨者,授田百亩,赐里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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