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泗水河面泛起粼粼波光，一支庞大的船队正顺流南下。
艨艟战舰上飘扬的“赵”字旌旗在湿润的河风中猎猎作响，甲胄森然的士兵肃立船头，目光越过蜿蜒的河道，投向那片被水泽浸润的广袤平原。
这是永和七年（351年）五月，东赵大将赵虹率领的三万精锐正朝着淮河下游疾驰，拉开了东赵向南拓展的战略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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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琅琊城宫阙的飞檐还笼罩在晨雾中时，东赵光武王正在太极殿内与群臣进行一场关乎国运的辩论。御案上摊开的舆图清晰地标示出这个新生政权的困境：虽然控制了青州、兖州、豫州之地，但北有虎视眈眈的前燕，西有氐族势力，更不必说盘踞关中的羌族姚襄。
“我军去年北伐失利，粮草转运艰难。”议事堂堂主李封指着舆图上的济水航线叹息，“山东之地虽富，然连年征战，仓廪不丰。”殿内重臣们清楚地记得，去年在黄河沿岸的战役中，军队曾因粮草不济被迫退兵。
赵虹跨步出列，声音铿锵如铁：“殿下，淮泗之地，膏壤千里，可开垦良田无数。若能取之，可集聚流民，屯田戍守，以拓国土。”他手指划过舆图上蜿蜒的淮水，“且淮河舟楫之利，更胜济水。”
这场持续三日的朝议最终形成了改变格局的“南下之策”。
不同于以往小规模的边境骚扰，此次东赵将动用主力，以水陆并进之势直取淮河下游。这个决策背后，是东赵统治者对时局的清醒认知：在群雄环伺的北方，仅凭东赵现在所据地盘，根本难以实现统一大业，必须夺取淮河流域这个天然的粮仓和战略屏障，拓展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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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八，赵虹率领的北路军团攻克下邳。这座位于沂、泗交汇处的古城，曾经是东汉诸侯国的都城，如今成了东赵南下的第一个重要据点。
战报传回琅琊城时，详细记述了攻城战的细节：先锋都尉李离率领五百死士，趁夜泅渡护城河，攀上城墙，与守军展开惨烈的巷战。
与此同时，由水军都督赵元统领的船队正沿着泗水南下。这支拥有二百余艘战船的舰队，不仅承载着两万步骑，更装载着大量的攻城器械。
船队行进至吕梁洪时，遭遇当地豪强周氏武装的阻击。“两岸峭壁如削，贼军据高临下，矢石如雨。”
赵元在战报中写道，“臣命艨艟首尾相连，以牛皮为障，弓弩手仰射还击。”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盱眙城外。
这座控扼淮河要道的城池，由南迁的东晋北中郎将荀羡镇守。
六月十三日，两军在淮河滩涂展开决战。东赵的重装步兵顶着盛夏烈日，在泥泞的河滩上推进。“士卒皆解甲赤膊，持刀陷阵。”时任参军的韩韦后来回忆，“血水染红淮水，三日不退。”
荀羡的守军虽然顽强，但终究不敌东赵的连环马阵。这种将战马以铁索相连的战术，在平原作战中展现出恐怖的冲击力。战后清点，晋军阵亡超过五千，被俘者逾万，荀羡仅率百余亲兵乘船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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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的南进并非简单的南北对抗，而是闯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场。淮泗地区自永嘉之乱后，就成了各种势力交织的棋盘：南迁的东晋侨置郡县、残留的当地豪强武装、若即若离的流民帅，以及若隐若现的胡族部落。
在攻打九江时，赵虹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当地豪强徐成聚集宗族部曲三千人，凭借对水网的熟悉，不断袭击东赵军的粮道。这些地方武装虽然规模不大，但深谙地形，来去如风。
赵虹不得不分兵清剿，进度大受影响。
更令人头疼的是那些南迁的侨治势力。这些原本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在南迁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镇守广陵的郗鉴之孙郗恢，就拥有万余部曲，且多为精锐骑兵。当东赵军进至淮阴时，郗恢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渡江北扰，同时联合当地豪强共同抗赵。
赵虹很快调整策略，采取分化瓦解之策。他派人招抚了下相县的戴氏、凌县的乔氏等地方豪强，许以官职田宅。
这一招立竿见影，不少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开始倒向赵军。七月初，随着宿豫守将刘遇的投降，东赵终于打开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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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淮河战报传至建康，这座惯于风雅的江东都城顿时炸开了锅。
七月初十的朝会上，以护军将军庾希为首的主战派慷慨陈词：“赵氏，岛夷土蛮，僭称华夏。今又南犯王土，此乃心腹之患！”
庾希当庭拔出佩剑，斩断案几一角：“臣请率北府兵三万，渡江击贼！”这位出身颍川庾氏的将领，其家族在江东政权中举足轻重，他的激烈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南渡士族的心声。
然而以司马昱为首的主和派则持不同看法。在次日的密谈中，司马昱对执政的会稽王分析道：“观赵氏用兵，志在两淮，非为江南。今西有桓温虎视，内有天师道乱，若与东赵死战，恐非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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