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组织部的红头文件下来那天,方秉忠正在主持召开全县农村公路建设推进会。秘书轻轻推门进来,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方秉忠扫了一眼文件内容,握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随即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话:“刚才说到桥梁施工质量,这个必须严格把关......”
但他的声音比刚才洪亮了几分,腰杆也挺得更直了。
下班回到家,方秉忠把文件轻轻放在饭桌上。方振富拿起文件看了看,露出笑容:“爹,恭喜。”
方菊芳正在盛饭,闻言凑过来看,也笑了:“这下爸可是名副其实的副县级了。”
:“都是组织信任。”方秉忠摆摆手,语气却很欣慰,他顿了顿,“组织上在县委大院给我分了套房子,三室一厅。”
饭桌上突然安静了。大军眨着眼睛问:“爷爷要搬走吗?”
方秉忠摸摸孙子的头:“爷爷在县里工作,想你们了就回来看看。”
搬家选在周末。新家在县委大院三号楼二层,朝阳的三个房间,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方秉忠只带走了几件随身物品和满箱的工作笔记。
“这些家具都留给你们用。”他指着客厅的老式沙发,“我那边组织上都配齐了。”
方振富帮父亲整理书房时,发现老人把全家福和新拍的二军满月照都带上了,端端正正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
“爸,要不我还是每天过来陪您住?”方振富有些不放心。
方秉忠笑了:“傻孩子,我今年才五十一,还没到要人照顾的年纪。”他望向窗外,县委大院里绿树成荫,“这里上班近,开会方便。”
临走时,方秉忠站在门口,回头深深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十多年的家。墙上的挂钟还是他当上交通局长那年买的,餐桌腿被孩子们的脚磨掉了漆,窗台上的君子兰已经开了三次花。
“好了,我走了。”他转身下楼,脚步稳健。
方振富站在窗前,看着父亲的身影穿过大院。夕阳下,方秉忠的背影像一棵挺立的白杨,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
那晚,方家饭桌上少了一副碗筷。方菊芳特意做了公公爱吃的红烧肉,却没人动筷。
“想爷爷了?”方振富给大军夹了块肉。
大军点点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方振富望向窗外,他知道,父亲不是离开了这个家,而是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那个始终以家为重的老人,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去追逐他的事业理想了。
周一的清晨,水泵厂仍然是机器轰鸣,生产照样一派繁忙。可这个当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走进厂门时,却看见办公楼前停着两辆警车,蓝红警灯在晨雾中无声地闪烁。
就在上周,审计局进驻水泵厂进行例行审计。谁都没想到,这次审计会揭开一个触目惊心的黑洞。赵卫国担任副厂长这三年来,利用分管设备的职权,先后将厂里十二台数控机床以“报废”名义低价处理,实际却转手卖给了外地私企。更严重的是,他还虚报采购价格,从中收取回扣。初步查实,仅一批进口轴承,赵卫国就吃了二十万的回扣。最让人唏嘘的是,办案人员在赵卫国办公室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笔受贿的时间、地点和金额。在最后一页上写着:
“等攒够五百万就收手。”
副厂长赵卫国被两名执法人员从办公室里带出来的时候,他身上还穿着那件笔挺的灰色西装,只是领带歪了,头发也有些凌乱。他手里紧紧攥着个公文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让一让,执行公务。”为首的检察官声音平静,却让围观的工人们不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方菊芳站在财务科的窗前,默默看着这一幕。此时的赵卫红看到哥哥被渣,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白纸。
赵卫国的事情还牵出了身为工业局副局长的赵印堂。这位老局长为了给儿子铺路,曾经多次向相关领导打招呼。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贪污,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纪律处分。宣布对赵卫国采取强制措施那天,水泵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赵卫国被执法人员押上了台,赵印堂也参加了并坐在台上。王厂长在台上痛心疾首看着所有人:“这是一起典型的监守自盗案件,教训深刻啊!”
台下,工人们议论纷纷:
“听说要追缴赃款,咱们厂的损失能补回来吗?”
“这种人就该重判!”
就在赵卫国被带上警车时,他突然回头看了一眼财务科的方向。赵卫红站在原地,泪水模糊了视线。方菊芳轻轻扶住她的肩膀,但是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卫国被抓走不到一个星期,赵印堂又一次病倒了。不过这次他们家谁也没有再去求方振富给赵印堂治病,因为这次赵印堂的病来得相当快,快得再也不会有治疗的机会了。赵印堂的葬礼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举行。灵堂设在老家属院的平房里,前来吊唁的人稀稀拉拉,与赵家往日的门庭若市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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