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方菊芳和赵卫红象往常一样去水泵厂上班。厂领导见到她们，面露难色：“小赵，你哥哥的事影响很坏，你在财务科的位置...”
“厂长，”方菊芳抢先开口，“赵卫红业务能力也很强。她哥哥的事与她无关。”
在方菊芳的力保下，赵卫红保住了工作，但被调离了财务科，分配到档案室工作。至于赵卫平，方振富联系了自己在省城的同学，为他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实习的机会。一个月后，赵卫红第一次领到了实习工资，她买了两斤上好的毛线，连夜为方菊芳织了一条围巾。
深秋的省城，梧桐叶片片金黄。方秉忠在王振明的陪同下，第一次踏进省委家属院。他特意穿上了那身压箱底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两盒县里特产的灵芝孢子粉，脚步略显拘谨。刘昕的家简朴得令人意外。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水泥地擦得发亮，客厅里除了一张褪色的布沙发和木质茶几，最显眼的就是满墙的书架。
“方副主任太客气了。”刘昕笑着迎上来，今天她穿了件浅灰色的开衫，比在医院时显得柔和许多。
方秉忠局促地站着：“刘处长，这次来主要是感谢您...要不是您...”
“坐下说。”刘昕示意他坐在沙发上，亲手泡了杯茶，“你的提拔是组织决定，我不过是说了句公道话。”
王振明识趣地起身：“妈，副主任，你们聊，我出去办点事。”
门轻轻合上，客厅里只剩下两人。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听说你在交通局干了三十年？”刘昕端起茶杯，语气随意。
这一问，打开了方秉忠的话匣子。他从养路工说起，讲到七十年代肩挑背扛修公路，八十年代又争取第一批柏油路面项目，亲自主持修建全县第一座立交桥......
“最难忘的是那年抗洪抢险，”他的眼睛闪着光，“我在大堤上守了七天七夜，最后一段路是用沙袋垒出来的。”
刘昕静静听着，不时点头。当方秉忠讲到妻子早逝、独自抚养儿子时，她轻轻叹了口气。
“你也不容易啊！”
这话让方秉忠鼻子一酸。多少年了，从没人对他说过这句话。他他顿了一下，突然鼓起了勇气，“刘处长！听说您一直也是一个人......”
刘昕的目光飘向窗外沉默了良久，最后终于开了口：“我父亲是教书先生，在我十八岁那年，他把我许配给了一位首长。那个首长就是振明的父亲，他那年五十二岁，比我父亲还大两岁......”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结婚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红棉袄，坐在新房里的土炕上哭了一夜。首长站在门口说：‘丫头，别怕，我会对你好的。’”
方秉忠屏住呼吸，认真听着。
“他确实对我很好，”刘昕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像疼女儿一样疼我。可惜的是我们只做了八个月夫妻。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刘昕，你还年轻，遇到合适的就改嫁吧！’可我当时怀了振明。我想着，总要给他留个后......”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方秉忠看见阳光照在刘昕花白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霜。
“这三十多年，我一直守着振明，孤儿寡母的，就这么过下来了，我这个人原则性是很强的。别人都说我坚强，其实我只是没得选。”
方秉忠听着刘昕的诉说，突然耳边想起妻子临终前的话：“秉忠，你要把孩子带大......”那一刻，两个相隔千里的灵魂，仿佛通过相似的命运产生了共鸣。
“刘处长...”方秉忠不知该说些什么。
“叫我刘昕吧。”她擦擦眼角，露出一个释然的微笑，“都过去了。现在看着振明成才，看着国家越来越好，值了。”
夕阳西下，王振明回来时，看见母亲和方局长还坐在客厅里交谈。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历经风霜的老树，终于找到了可以相互依偎的角度。
“妈，该吃药了。”王振明轻声提醒。
方秉忠连忙起身：“那我先告辞了。”
刘昕送他到门口，突然说：“秉忠同志，以后来省城，常来坐坐。”
这一声“秉忠同志”，让方秉忠的心猛地一跳。他郑重地点头：“一定。”
回县的路上，方秉忠一直望着窗外出神。王振明从后视镜里看他，轻声说：“方副主任，我母亲很久没和人说这么多话了。”方秉忠没有回答。但他知道，有些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时光的滋养下，悄悄生根发芽。
立冬以后第一个周一的早晨，县卫生局的会议室里，方振富专注地记录着会议内容。当参加会议的县组织部副部长上宣布任命方振富同志为卫生局副局长时，他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迹。
在热烈的掌声中，方振富注意到会议室内许多熟悉的面孔，局长、副局长以及办公室主任，还有曾经共事的老同事、他带过的实习生，都在用力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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