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后那扇沉重的铁门在“哐当”一声关上时，赵卫红再也不敢回头了。阳光刺得她眼睛生疼，几个月来的提心吊胆、不间断的询问与配合，几乎榨干了她所有的精气神。虽然最终因“情节轻微，且能积极配合调查，认罪态度良好”而被免于起诉，但“释放”这两个字，已经无法带来任何喜悦。她知道，外面等待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丈夫王振明，因深度参与非法集资，利用职务之便为项目大开绿灯，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此刻，他应该已经穿着囚服，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哥哥赵卫国，作为非法集资案的主犯，组织策划，性质恶劣，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这两个字像冰锥一样扎在她心上，意味着哥哥的生命悬于一线，未来渺茫。
而那个曾经将他们赵家带上“云端”的祖兵山副省长，因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多项罪名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祖兵山的倒台，是这场灾难的起点，也是终点，用最惨烈的方式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
她赵卫红，虽然走出了高墙，但心却仿佛被永远禁锢在了那片阴影里。事业、家庭、声誉，所有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她如今只是一个罪人的妻子，一个罪人的妹妹，一个自身难保的、耻辱的幸存者。
来接她的是方振富派来的车。司机沉默地开着车，她坐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熟悉又陌生的街景，眼神空洞，面如死灰。
车子驶入那个她曾经以区卫生局局长的身份、以方家儿媳的身份出入过无数次的小区。每靠近一步，她的心就沉下去一分。终于，车停了。她僵硬地推开车门，脚步虚浮地走向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如今却显得无比沉重的家门。
开门的是方菊芳，她的眼神复杂，带着一丝怜悯，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忧虑。“卫红，回来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赵卫红几乎是挪进了客厅。客厅里的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
公公方秉忠，那位曾经精神矍铄的离休老干部，此刻仿佛又苍老了十岁，他端坐在沙发上，腰板却不再挺直，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握着拐杖的龙头，指节泛白。他看着进来的赵卫红，嘴唇动了动，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叹了口气，那叹息里饱含着失望、痛心，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婆婆刘昕坐在他旁边，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太多次。她看到赵卫红，眼泪又忍不住涌了上来，她别过头，用手帕死死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这个家，因为儿子王振明的罪行，蒙上了永远无法擦去的污点。而另一边，坐着方振富。他穿着家常的深色夹克，脸色沉肃，眉头紧锁。他的目光落在赵卫红身上，没有指责，也没有欢迎，只有一种深沉的审视和一种作为兄长、作为这个家庭目前主心骨的沉重压力。
赵卫红站在客厅中央，承受着这无声却重若千钧的目光。她感觉自己像一件被剥光了所有包装、露出内部不堪的残次品，被置于聚光灯下展览。耻辱、悔恨、恐惧、茫然……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将她最后一点力气也抽走了。
她张了张嘴，想叫一声“爸，妈，振富哥”，想为自己，为哥哥，为丈夫说声“对不起”，但喉咙里像是塞满了粗糙的沙砾，一个音也发不出来。她只是那么站着，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眼神涣散，仿佛灵魂已经被抽离，只剩下一具空荡荡的、背负着沉重罪孽的躯壳。这个家，曾经是她风光时的港湾，如今，却成了审判她灵魂的无形法庭。而她自己，是唯一的，也是罪证确凿的囚徒。赵卫红站在那里像一尊失去生气的雕像，只有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着她内心的惊涛骇浪。
良久，还是婆婆刘昕先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她抹了抹眼角，声音还带着哭腔，却努力显得平静：“卫红啊，回来就好！人回来比什么都强。”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我们知道，你现在难。”
公公方秉忠重重地咳了一声，目光沉痛却带着一家之主的决断：“振明的事，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们方家王家一门两姓，对不起你。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振明名下的那些房子、资产都被查封冻结了。你现在没地方去，是吧！”
赵卫红身体微微一颤，这正是她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茫然。除了这个曾经的家已无处可去。但是她还是硬挺了挺身子：“我住的地方我自己想办法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方秉忠看了一眼身旁的老伴，刘昕红着眼圈点了点头，“我跟你妈年纪也大了，在省城住着也帮不上什么忙，反而让你们惦记。我们决定回县城老宅去住。那里街坊邻居都熟，也清静。”
此言一出，不仅赵卫红猛地抬起头，连一旁的方振富和方菊芳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方秉忠的目光转向赵卫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这省城的房子，是我们老两口的单位早年分的，跟振明没关系。你就先安心在这里住下。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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