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刚过，常莹在沙发上醒了。
客厅里黑，只有窗外路灯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
她坐起来，被子滑落，露出身上那件红梅给的棉布睡衣——这馈赠此刻像一件温和的刑具，提醒着她的寄人篱下。
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有些塌，睡一夜腰酸背痛。
她没开灯，借着那点光把被褥叠好，毯子也叠好，四四方方摆在沙发一头。动作很轻，怕吵醒里屋的人。
头发乱蓬蓬的，她用手耙了几下，没去梳。光脚踩在地上，地板凉，她缩了缩脚趾，找到那双塑料拖鞋穿上。鞋底薄，走路没声音。
厨房在院子另一头。推开门，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十月的天，凌晨已经带着寒气。
她打开冰箱。冰箱是绿色的，启动时嗡嗡响。里面有些鸡蛋，用塑料袋装着。还有几个包子，用保鲜膜包着。她拿出来，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昨天剩下的。
炉灶是煤气灶，拧开，蓝色的火苗“噗”一声窜起来。她架上蒸锅，把包子放进去。又拿出平底锅，倒油，油热了，磕鸡蛋。
“滋啦——”
蛋清在热油里迅速凝固，边缘泛起焦黄。油花噼啪作响，像极了那些年冬天土房里炭火崩裂的声音。 常莹看着锅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
那时候常松还小。她也不过十五六。常松父母走得早，一场车祸，两口子都没了。常松被父亲接到自己家——说是接，其实就是硬塞过来。父亲说，他是你弟，你得管。
家里地方小，两间土房。冬天冷，窗户纸破了，风呼呼往里灌。被子薄，是棉花被，用了十几年，棉花都结块了。晚上，姐弟俩挤在一张床上。常松睡里面，她睡外面。
常松睡着后，她会偷偷起来，把自己的被子也盖在他身上。自己冻得发抖，就蜷着身子，抱着胳膊。有时候实在冷得不行，她就下床，在屋里来回走，走热了再睡。
那些年，她是姐，也是娘。
中国式姐姐的悲剧在于，她的付出成了家族默认的利息——本金不用还，但得永远生息。等她想收回时，账本早已被岁月蛀空。
后来她嫁人了，嫁到邻村。常松跟着姐夫干过一段时间的瓦工，再后来，常松说要出海，挣钱。她不同意，说海上危险。常松不听，还是去了。
再后来，常松娶了红梅。
她和红梅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嫌红梅太强势，管着常松，不让他多帮衬自己。红梅嫌她贪得无厌，总来要钱。吵过，闹过，撕破脸过。
可昨天下午，红梅让她写借条时，她看着红梅的眼睛，突然觉得，红梅其实也挺可怜的。
一个女人，怀着孕，肚子已经那么大了。男人不在身边，在海上漂着。她要操心店里的事，进货、算账、招呼客人。要操心家里的事，英子上学，吃喝拉撒。还要防着自家亲戚来打秋风，防着丈夫偷偷拿钱接济姐姐。
换做是她，可能早就崩溃了。
但红梅没有。红梅坐在那儿，腰板挺得直，说话一句是一句，不慌不忙。
常莹突然有点佩服她。
可这佩服就像雪地里的脚印，太阳一出来就化了。下一秒，那三万块的借条又像刀子一样，横在心上。
凭什么？
常松是她弟，给她钱天经地义。红梅凭什么让她写借条？还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报警，什么断绝关系。
想到这里，常莹心里那点柔软又硬了。
穷亲戚的道德观是弹簧做的——你强时它缩成一团讲恩情，你弱时它立刻弹直了跟你算账。
她想回家，回自己那个快要塌的土房。三个儿子虽然不省心，但那是她的家。她不想在这儿受窝囊气，看人脸色，被人呼来喝去。
但是没办法。
要忍辱负重。现在对红梅好一点，伺候她，照顾她，留点好印象。这个钱日久天长的，也许就不用还了。红梅肚子里的孩子生了，她这个当姑姑的出力了，红梅还好意思逼她还钱？
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头放着别人的难处，一头放着自己的苦楚。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看不清重量，而是宁可闭上眼睛，好让自己这头，沉得理直气壮一些。
常莹的人生像条被缝了又拆的旧裤子——一边是“长姐如母”的金线，绣着过去的荣光；一边是“吸血蚂蟥”的破洞，漏着现在的难堪。她在这条裤子里挣扎，既舍不得拆了金线，又补不上那个洞。
她想着，手上动作慢了。
锅里的鸡蛋焦了，边缘发黑，冒起烟。
“哎哟！”
她赶紧把火关小，用铲子把鸡蛋翻过来。背面已经糊了，黑乎乎一片。
她把那个鸡蛋盛到盘子里，放在一边。又重新倒油，敲第二个鸡蛋。
红梅也醒了。
她是被尿憋醒的。怀孕到了中期，总想上厕所。她慢慢坐起来，身上穿了件深蓝色的睡裙，棉布的，宽松。裙子是前几个月买的，当时穿着还大，现在正好。外面套了件米色的开衫，开衫是旧的，袖口起了球。她下床，穿上棉拖鞋。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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