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走！我这就回寿县！让你们一家四口过清静年！”
常莹把手里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裹摔在地上。
包裹没扎紧，散开了，露出里面几件旧毛衣和一双棉鞋。还有她从面馆偷偷拿的两罐牛肉酱。
她瘦小的身子裹在一件臃肿的暗红色棉袄里，棉袄是十年前的款式，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的绒毛东倒西歪。棉袄太厚，她人太瘦，整个人像根竹竿挑着个麻袋。
有些人的穷，是穿在身上的。那不合身的臃肿里，塞满了这些年被生活磨掉的所有体面。就像那件棉袄，曾经也鲜亮过，如今只剩绒毛东倒西歪地勉强支撑着门面。
常松从厨房冲出来，手里还拿着洗了一半的碗，水顺着指尖往下滴：“姐！你这说的什么话！”
卧室里，红梅刚喂完奶。小年睡着了，她靠在床头，脸色还是黄白的。
英子在床边给小年换尿不湿，动作很轻。尿不湿吸水性不好，小年的屁股有点红。
英子把换下来的尿不湿卷好，用塑料袋扎紧。她没抬头，但动作慢了下来。
“什么话？人话！”常莹转过来，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来，“常松我告诉你，当年你爹妈死得早，是我们一家一口一饭把你拉扯大的！我爸我妈自己都吃不饱，还要从牙缝里省出半碗饭给你！你现在有儿子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嫌姐碍眼了是吧？”
血缘是最不讲理的债主，它从不问你是否愿意，就让你欠下一辈子还不清的恩情。
常松不说话了。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沾着洗洁精泡沫的手，泡沫在冷空气里慢慢破掉，留下一个个湿印子。
他想说不是这样的。他想说红梅刚生完孩子，身子还虚，家里这么小，实在挤不下。可这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常松站在两个女人无声的战争中央，像块夹心饼干里的奶油，甜不是本意，被挤压才是宿命。他张不开口，因为无论替哪边说话，咬碎的都是他自己的良心。
常莹往前走两步，走到卧室门口。门开着，她能看见红梅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
“是！我以前是对不起李红梅！我嘴贱，我刻薄，我嫉妒她！可这一个月，我端屎端尿伺候她，我图什么？不就图你是我弟吗？谁家好人家过年不一家团圆，婆家人一个都不让来。没有我们老常家哪有我弟，没有我弟哪有你。没有你哪有小年？常松，以后这个家可以直接改姓李了！”
有些亲戚就像你小时候穿过的开裆裤，再温暖也是过去式了，现在掏出来只能让人尴尬。
她的声音突然哽住了。不是装的，是真的哽住了。她想起自己那三个儿子，想起丈夫跑的时候，她一个人哭都没地方哭。
常松眼眶红了。但他自己没察觉。
常莹的声音从卧室门口里传进来，一句比一句高，一句比一句扎人。
红梅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她对英子说：“英子，把柜子里那个红袋子拿来。”
英子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里面东西塞得满满的。她在最下面摸到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拿出来。
袋子挺沉。
英子把袋子递给红梅。红梅没接，朝门口抬了抬下巴：“给你姑。”
英子走过去，把袋子递给常莹。
常莹愣了一下，没接。
“拿着。”红梅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常莹接过来。袋子是超市的购物袋，红色的，上面印着“万家福超市”几个黄字。她打开袋子。
里面是一件全新的羊毛衫，红色的，叠得整整齐齐。羊毛衫下面压着两罐麦乳精，铁罐的，标签是红色和金色的。还有两个红包，红纸包的，用金线缠着。
常莹的手停住了。她看看袋子里的东西，又抬头看看卧室里面。
红梅说：“羊毛衫给你，麦乳精给大娘。过年了，有一个红包给三个外甥一人买身新衣服。还有一个红包你带给大娘。”
常莹的嘴唇动了动。她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她心里那股气还在，但被这袋子东西堵住了，上不去也下不来。她尴尬地站在那里，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红梅继续说，声音还是平的：
“常莹，咱俩的账，以前清不了，以后也清不了。但一码归一码——你伺候我这一个月，我记着。这是谢礼，不是赔罪。”
红梅太懂了。给东西要当着男人的面给，给得要大方，给得要他姐无法拒绝。
女人之间的战争，从来不是拳头对拳头，而是分寸对分寸。红梅这一招叫“以礼封喉”——我用体面堵住你的嘴，用周到捆住你的手。从此恩怨两清，你再闹，就是你不懂事了。
院子里安静了。只有远处巷子里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响了几声。
她顿了顿，喘了口气。生完孩子之后，她说话不能太长，说长了就喘。
“你回去跟大娘说，等开春天暖和了，孩子大点了，让常松接她来住几天。来看看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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