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开门。”张姐头也不抬，手里的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咚响，“看看谁来了。”
常松放下手里的葱，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他心里咯噔一下。大过年的，会是谁？
中年男人过年就像唐僧取经，各路亲戚都是妖怪，个个都想吃你的肉。区别是妖怪要你命，亲戚要你钱。
他走出厨房。英子和小峰小雅在卧室里，围着小年的摇篮，笑声一阵一阵传出来。
“小年笑了！他笑了！”
“眼睛真大，像梅姨。”
“手指好小……”
常松的脚步慢下来。他在院子里站了站，抬头看了看天。天是铅灰色的，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
应该不会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钱给了，东西买了，话说得那么清楚。大老远的，拖家带口，怎么来？
他走到院门口，手放在门闩上，停了两秒。就在这两秒里，常松脑子里闪过无数可能——他希望门外是收水电费的，是走错门的，甚至是讨债的。唯独不能是亲人。
中年人的恐惧分两种：一种是门外站着讨债的，一种是门外站着讨情的。前者伤财，后者诛心。
然后他拉开了门。
门外站着五个人。
最前面是常莹，扶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快八十了，个子矮，背有点驼，但眼睛亮，脸上堆着笑。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料子是新的，但样式是老式的，盘扣一直扣到下巴。
常莹换了件枣红色的棉衣，比前天那件新一点。头发梳得整齐，在脑后挽了个髻。
她们身后是三个男孩。都高，都壮，像三棵还没长直的树。
左边那个，十九岁，杜凯。脸长，眉毛重，眼睛看人的时候不躲，直勾勾的。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拉链只拉到一半，露出里面的灰毛衣。裤子是军绿色的，膝盖处磨得发白。脚上一双黑色的单鞋，鞋帮裂了条缝。
中间那个，十八岁，杜鑫。嘴里嚼着什么，腮帮子一动一动。眼睛小，看人时眯着。穿了件褐色的外套，袖口短了，露出手腕。手很大，骨节粗。
右边那个，十七岁，杜森。脸圆，眼睛也圆，看着有点憨。穿了件蓝色的运动服，胸前印着“潘集技校”的字样，已经洗得模糊了。裤子是黑色的，裤腿吊在脚踝上面。
五个人手里都拎着东西。
老太太左手挎一个竹篮，篮子里铺着稻草，稻草上躺着几十个鸡蛋，土鸡蛋。右手拎一个布袋子，袋口扎着，里面鼓鼓囊囊。
常莹提着一个蛇皮袋，袋口用麻绳扎着，从缝隙里能看到红薯，紫皮的那种。
杜凯扛着半扇猪。猪已经宰杀好了，去了头，剖成两半，他扛的是左边那半。猪皮白，膘厚，在他肩上一颤一颤。
杜鑫两手各拎一个网兜。一个网兜里是胡萝卜，红的，带着泥。另一个网兜里是白萝卜，粗，大，根须未净。
杜森提的东西最多。左手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炒熟的花生，用报纸包着。右手一个纸箱，箱子上印着“馓子”两个字，油从箱底渗出来，黄黄的。腋下还夹着一包红糖，红纸包的，用麻绳捆着。
五个人站在门口，把巷子堵了一半。
穷亲戚的礼物都带着土地的重量——不是情意重，是提醒你：你的根还扎在泥里，别以为住进楼房就真成了云上的人。
老太太看见常松，眼睛一下子湿了。她松开常莹的手，上前一步，抓住常松的胳膊。
“松啊！”她的声音又高又亮，“大娘想死你了！”
她的手很瘦，但劲大，抓得常松胳膊生疼。
“听说红梅生了，生个大孙子！大娘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三个皮猴子——”她回头指指三个男孩，“非要来看舅舅，看小弟弟。我说路远，他们不听。就一起带来了！”
常松脑子里嗡的一声。
坏了。他在心里说。这下坏了。
红梅不想让家里人来。你们反而成群结队来了。张姐这个爆炸桶还在这。麻烦。要命。
但他脸上堆起笑，笑得很满，嘴角咧到耳朵根。
“大娘！您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血缘是甩不脱的债，年节是讨债的锣。锣声一响，任你心里筑起多高的墙，那点与生俱来的牵扯，便能理直气壮地翻墙入院，在你井然有序的生活里，踩出一地沾泥带土的脚印。
他扶着老太太的胳膊，又对三个男孩点头：“小凯，小鑫，小森，都来了？路上累了吧？”
杜凯把猪往上颠了颠：“不累，舅舅。”
杜鑫把口香糖吐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舅舅好。”
杜森嘿嘿笑，露出一颗歪牙：“舅舅，我们想看看小弟弟。”
“看！看！”常松侧身让开，“都别站着了，快进来！进来！”
五个人鱼贯而入。
常莹最后一个进来。她经过常松身边时，低声说：“我没拦住。你大娘听说红梅生了，非要来。这两天想孙子想得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常松没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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