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看了一眼常莹通红的眼圈和微微发抖的手，什么也没说。她抽了几张纸巾，默默地递过去。
常莹一把抓过纸巾，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她没擦，也没再看任何人，一屁股坐回自己的凳子，扭过头，盯着墙壁。
空气像冻住了。只有电视里春晚的歌舞声，热闹地、不合时宜地响着。
大娘清了清嗓子，脸上重新堆起笑，伸手从随身带的布包里往外掏东西。“哎，你看我这记性，光顾着吃了。红包还没发呢。”
她先拿出一个薄薄的红封，递给红梅：“红梅，这是给英子的压岁钱。她不在，你替她收着。”
红梅接过来，笑了笑：“谢谢大娘。”
大娘又拿出三个稍厚些的红包，依次递给杜凯、杜鑫、杜森。“来，姥姥给外孙的压岁钱，拿着，买点学习用的。”
三个男孩接过，脸上露出喜色。杜鑫也忘了刚才挨打，咧开嘴笑。
最后，大娘掏出一个明显厚实得多、印有“福”字的红包，当众塞到红梅手里。“这个，是单独给我大孙子的。红梅，你替他收好。”
那红包沉甸甸地压在红梅手心。常莹的背脊瞬间绷直了，脖子梗着，没回头，但耳朵支棱着。
有些妈的偏心是祖传手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媳妇才是接水的盆——盆比水金贵。
红梅拿着那红包，指尖摩挲了一下。那厚度，硌着她的手心，也硌着她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她看了看大娘殷切的脸，又侧头，看了一眼常莹僵硬的背影。
然后，她转过身，伸手，把那个厚实的红包，直接放到了常莹面前的桌面上。
聪明女人的善良，都自带算盘声。这一推，算清了丈夫的亏欠，堵住了姑姐的嘴，买断了今晚的安宁——性价比高过菜市场收摊前的甩卖。
“姐，”红梅的声音不高，平平稳稳的，“这钱你拿着。三个孩子开春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就当……我替小年，孝敬姑姑的。”
红梅这招，叫用资本家的钱，买无产阶级的心。钱转个手，人情她来做，冤大头还是大娘当。高，实在是高。
大娘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看着红梅，又看看那个被推出去的红包，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常莹猛地转过头，眼睛盯着桌上那个红包。她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先是惊愕，然后是不敢置信，接着是一股更深的、扭曲的难堪和怨愤。
哼！李红梅，你这是什么意思？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显摆你大方？显摆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钱本来就是我弟的！是我妈从我弟身上刮下来，再充好人给你们的！现在你拿来施舍我？
穷是一种慢性病，不会立刻要命，却日夜啃噬着人的尊严。它让人变得敏感、多疑，像只惊弓之鸟，任何一点善意都要反复掂量——是不是施舍？是不是嘲讽？是不是又在提醒你的不堪？
可……三个小子开学的学费，生活费，确实还差一截。
我不跟你计较。不全是为了这钱。是看在我弟面上，看在小年是我侄子的面上。我常莹再不是东西，也不至于跟个吃奶的孩子过不去。
她心里翻江倒海，脸上青白交错。最终，她伸出手，动作有些僵硬，却很快，一把将那个红包抓过来，塞进自己棉袄的内兜里。手指碰到那硬挺的厚度时，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然后，她垂下眼皮，闷声说：“……谢了。”
有些谢谢说出来，不是为了感激，而是为了划清界限——你看，我谢过了，我不欠你了。穷人连接受帮助，都要先给自己找个不丢脸的理由。
常松在一旁看着，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舒得又长又轻，像终于卸下一副挑了三天的担子。 他看着红梅，嘴角咧开，露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放下心来的笑容。他觉得，他老婆，真给他长脸，真识大体。
男人看老婆镇住场子，就像看到自家猫终于不挠沙发改抓老鼠——虽然动机未必纯粹，但结果令人欣慰。
屋内的恩怨暂且按下不表，年轻人的世界却是另一番光景。屋外的少年已骑着车，冲进了除夕夜的寒风里。
自行车轮碾过除夕夜的街道，发出“沙沙”的轻响。
路灯昏黄，照着满地红色的鞭炮碎屑。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饭菜香，还有隐约的欢声笑语。
远处近处，不时有烟花“咻”地窜上天，“砰”地炸开，红的、绿的、金的光，瞬间照亮一小片夜空，又倏然熄灭。
周也骑在最前面，英子侧坐在车前杠上。他穿了件敞着的藏蓝色羽绒服，里头是灰色卫衣，黑色工装裤束进白色帆布鞋里——鞋刷得很干净。
风把他的外套吹得鼓起来。他戴着一副黑色露指手套，握车把握得很稳，手腕上的电子表偶尔反光。头发被吹乱了也不管，只是时不时低头看看怀里的英子，嘴角总带着笑。
张军独自骑一辆，王强也自己骑一辆，车把上挂的烟花袋子随着颠簸晃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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