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是我。睡了没？”
就这一句。
红梅的自行车前轮猛地一偏，在石板路的缝隙上磕了一下。
她捏住刹车，单脚支地。夜风刮过巷口，吹得她眼睛发涩。她深吸一口气，那口气从鼻腔进去，沉到肺底，再出来时，声音已经压平了。
“还没。你……在哪儿呢？怎么用这个号？”
“船上设备，信号时好时坏。”常松那边背景音有隐约的风浪声，呜咽着，很远。“刚经过一片大风区，现在稳了。家里……都好吧？”
他问得小心翼翼。
红梅抬起眼，看见常莹正盯着自己。路灯的光落在常莹脸上，一半明，一半暗，那张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她。
红梅握着手机。嘴角用力往上牵了牵，声音轻快得自己都觉得陌生：“……都好。英子复习呢，小年……”她顿了顿，“小年睡了，挺乖的。”
这谎话说得流利，音调上扬，带着一种她自己也陌生的轻快。仿佛那声音不是从她喉咙，而是从某个早已排练好的、名叫‘贤妻’的角色里发出的。
中年夫妻的通话，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自慰——彼此都在演，彼此都听见了对方的喘，却谁也不敢戳破那层遮挡。
常松在那边长长地“哦”了一声，那口气松得不太干脆，带着点将信将疑：“那就好。我最怕你们娘仨有事不告诉我。”
远方的丈夫像个交完公粮就心虚的佃户，总怕家里那亩地荒了。其实地不会荒，只会悄悄长出些他叫不出名字、也除不掉的野草。
“能有什么事？”红梅的声音扬起来，带着刻意的嗔怪，“你把自己照顾好，别感冒，按时吃饭，比什么都强。”
她没说别惦记，她说‘把自己照顾好。这话听着是熨帖的棉袄，内里却缝着一层薄薄的、名为算了的衬里。算了你的远水，也算了我的近渴。
常莹在旁边听着，嘴角撇了撇，像听见了什么极酸牙的话。她的嘴唇无声地翕动了几下，用口型清晰地吐出三个字：真、会、装。红梅的目光扫过去，很淡的一眼。常莹闭上了嘴，把头扭开，去看黑黢黢的巷子深处。她的手在自行车把上蹭着，一下，又一下。
“嗯，我这边好着呢。就是……就是惦记你们。”常松顿了顿，“英子快高考了，压力大，你多关心她。别老顾着小的。”
“知道。”红梅说，喉咙发紧。她咽了口唾沫，“你那边……怎么样？”
“还行，扛得住。”常松声音里带了点笑，“我就是干这个的，你还不放心？”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红梅问他吃饭没，常松说吃了，船上伙食不错。常松问她店里生意，红梅说挺好的，张姐帮着照看。一问一答，都是些最平常的话，平常得就像常松只是在隔壁市出差，明天就能回来。
可谁都知道不是。
挂了电话，红梅还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
异地夫妻的关心，就像冬天的短袖T恤——听着是问暖，实则只能自己抗寒。
那忙音之后的寂静，比海上的风浪声更空阔。她站在熟悉的巷口，却像站在世界的边缘。怀里孩子的温度是真实的，耳边丈夫的牵挂是真实的，可为什么，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却灌满了虚空的风？
婚姻久了，就像一双穿变形的旧拖鞋。你在左，他在右，各自磨出了最舒服的凹陷，却再也拼不成完整的一对。深夜独处时，那只空洞的凹陷，盛满了叫作“算了”的凉风。
夜风吹过来，带着巷子深处谁家炖肉的香味。她深吸一口气，那香味钻进鼻腔，勾得胃里一阵发空。
常莹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窸窣响。她看看红梅，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没说。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一前一后，推车进了巷子。
车轱辘碾过石板路，咕噜咕噜响。谁家窗户里传出电视声，是新闻联播结束的音乐。天气预报说，明天晴，最高温度二十八度。
第二天，天阴着。教室里闷。
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口：“蒲小英，来办公室一下。”
英子正趴在桌上，盯着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她抬起头，眼睛有些干涩。昨晚在医院待到九点多，回家又做了两套英语完形填空，躺下时已经快一点。早上五点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
她站起来，跟着班主任往外走。
走廊里挤满了学生。有人拿着水杯匆匆往茶水间跑，有人靠在栏杆上背书，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空气里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英子走过时，几个女生看了她一眼，又很快移开视线，小声嘀咕着什么。
办公室里都是老师。语文老师在批改作文，红笔划得飞快。物理老师端着茶杯，正跟另一个老师说话：“这届学生基础还是差，最后一道大题能做对的没几个。”
班主任在办公桌前坐下，从一摞试卷里抽出一张，摊在桌上。
“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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