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我特意回寿县找做羽绒被的老季做的！”她声音响亮，“暖和！英子，这个一定得带着！”
她站在屋子中间，抱着那床大红被子。被子太大了，把她整个人都挡住了，只能看见她的头和脚。她的头发还在滴水，水珠滴在被子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
红梅还跪在地上，手按着行李箱。常松抱着小年，小年不玩汽车了，瞪大眼睛看着那床被子。英子站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常莹。
常莹没察觉到这安静里的不对劲。她把被子往上颠了颠，抱得更紧了。
“新做的，”她说，“全是鸭绒。老季说，这是最好的鸭绒，从合肥收来的，一只鸭子身上就取那么一点点。我让他给我做了两床，一床给你，一床我给你杜凯哥留着。”
她说着，非要演示被子多结实。她把被子放在地上，拽着被角，猛地一抖——
灰尘和羽绒飞起来。
不是一点点，是很多。白色的、灰色的羽绒，混着细小的灰尘，在空气里飞舞。
正好糊了常松一脸。
常松没躲开。他抱着小年，没法躲。羽绒扑在他脸上，钻进他的鼻孔，他的嘴巴。他眨眨眼，睫毛上挂了几根白色的绒毛。
小年被呛得打了个喷嚏。
“阿嚏！”
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小年打完喷嚏，愣了几秒，然后嘴巴一撇，哭了。
常松还站在原地，顶着一头羽绒。那些绒毛沾在他的头发上，他的眉毛上，他的肩膀上。他整个人像刚从羽绒厂里出来——不，此刻他的造型，更像刚从鸭绒厂偷情被抓，满脸都是抖不掉的证据，怀里还抱着个目击了整个过程的“小证人”。
常莹看着常松，看着小年，看着满屋子飞舞的羽绒。她张了张嘴，然后嘿嘿笑了。
“新被，”她说，声音小了点，“有点飘……”
常松抹了把脸。他抹得很慢，从额头抹到下巴。手上沾满了羽绒和灰尘。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常莹。
“姐，”他说，声音很平静，“你这是给英子带被子，还是给我‘戴孝’呢？”
屋里又安静了。
然后英子笑了。她捂住嘴，但笑声还是从指缝里漏出来。先是小声的，然后越来越大。她笑得弯下腰，肩膀一抖一抖的。
红梅也笑了。她本来眼眶是红的，这一笑，眼泪真的掉下来了。但她是在笑，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常松看着她们笑，自己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羽绒跟着抖，有几根掉下来，落在小年头上。小年不哭了，伸手去抓爸爸脸上的绒毛。
笑了一会儿，红梅站起来。她走到常莹面前，看着那床被子。被子摊在地上，大红色的被面，金色的凤凰，在灰尘和羽绒里躺着。
那床被子的审美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春晚——红得喜庆，花得热闹，土得掉渣，也真心得让人想哭。
“姐，”红梅说，声音温和，“你的心意领了。但这个被子真的不能带。”
常莹脸上的笑没了。
“北京有被子，”红梅继续说，“他们学校也提供被子。哪有带被子去上学的呀？什么年代了？”
常莹蹲下来，摸了摸被面。她的手指粗糙。她摸着那些金色的绣线，摸得很轻。
“我是从来没有盖过羽绒被。”她说，声音低了下去，“我家三个皮猴子也没盖过。”
她抬起头，看着红梅：“我这不是来城里待段时间嘛，看他们都说羽绒被，羽绒被。我特地让他们给我收的。这个是什么鸭绒，鹅绒，都是农村的弄的，然后找人给弄。专门到寿县，南门口。找人做的。”
她又看向英子：“我是给丫头的，我又不是给你的。我是给英子的。”
她的眼圈红了。
“英子，”她说，“这是姑姑的心意。你姑也没啥钱。你走了，你姑也没啥表示，就一床被吧。”
她吸了吸鼻子：“希望你平平安安，暖暖和和。一定不要把你常叔把你妈给忘了啊。不要把你姑给忘了。”
她的好，就像这床不合时宜的厚被，花色是过时的隆重，心意是烫手的负担。她捧出的是一颗赤裸的、不知如何包装的心，你不收，伤她一世；你收了，堵你一路。
英子不笑了。她走过来，在常莹旁边蹲下。她看着常莹，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握住了常莹的手。
常莹的手很粗糙，手心有厚厚的茧。英子的手很白，很光滑。两只手握在一起，常莹的手抖了一下。
“姑，”英子说，声音很轻，“以前我小，不懂事。讲话做事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道歉是迟来的青春期遇上早衰的更年期——一个刚开始学体面，一个早就不在乎体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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