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着应承,心里却是一片大雪茫茫。说到底继父的身份,像一件借来的大衣,看着体面,却始终不合身,也暖不了自己的骨头。他站在血缘的玻璃门外,呵气成霜,看着门内母女相拥的暖热画面,知道自己永远是那个“需要被感谢”,却无法理直气壮“被需要”的客人。
广播又在催了。
英子拎起箱子,背好背包,又朝王强、朝周也的家人挥了挥手,转身往检票口跑去。她的马尾在脑后甩动,白色的T恤在灰扑扑的人群里很显眼。
王强追了两步,大声喊:“英子姐!也哥!寒假见!”
周也在检票口里面回头,朝他挥了挥手。
火车汽笛长鸣,悠远,带着金属的震颤。
常松站在原地,看着检票口的方向。红梅站在他旁边,抱着小年,还在哭。
钰姐已经不哭了。她擦干眼泪,戴上墨镜,走过来,站在红梅旁边。
“红梅,”她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别哭了。孩子们长大了,咱们就放心吧。”
红梅点头,但眼泪还在流。
常松搂住红梅的肩膀,搂得很紧。他看着远处,火车已经开动了,慢慢地,加速,然后消失在视线里。
他松了口气。心里那块石头,随着火车开动,才慢慢落了地:小丫头,总算是去上学了。
王强还在那儿站着,看着火车消失的方向,挥手。挥了很久,直到手酸了,才放下。
他转身,往回走。走着走着,眼泪又掉下来了。他用手背抹掉,但抹不完。
他想,都走了。也哥走了,英子姐走了,军哥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少年的孤独,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起来。它像一只被粗心落下的袜子——明明早晨出门时,同伴们都还成双成对,热热闹闹。可列车一到站,大家就被各自的未来匆匆卷走,奔向不同的远方。只剩他这一只,被遗落在原地这只名为“现在”的空鞋柜里,不知所措,只能等着慢慢积灰。
他吸了吸鼻子,继续往前走。
中午。幸福面馆只有两桌客人。吊扇在头顶转,扇叶上积了层灰,转起来有轻微的嗡嗡声。
张姐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旁,面前摆着一小碟瓜子。她翘着二郎腿,手指捏着瓜子,咔一声嗑开,舌头一舔,把仁卷进嘴里,壳吐在桌子上。桌子上已经有一小堆瓜子壳了。
老刘在擦桌子。他擦得很慢,一块抹布,在桌面上画圈,一圈,又一圈。擦完了这张,擦下一张。他的背有点驼,擦桌子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大玲在后厨站着,系着围裙,手里拿着把菜刀,在切葱。葱是青葱,很细,她切得很慢,切成均匀的小段。切完了,她把葱段放进碗里,又去剥蒜。
常莹从外面进来。身上套了件红色的短袖,短袖是新的,但穿在她身上有点小,像童装。绷得紧紧的。下面是条黑色的裤子,裤腿挽到小腿。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菜。
她推开门,门上的风铃响了,叮铃一声。
张姐抬起头,看见她,眼睛一亮。
“哟!”张姐说,声音很大,“寿县大使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
常莹翻了个白眼。她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走到张姐对面,坐下。
“我哪敢死?”她说,声音比张姐还大,“死了谁来看你唱独角戏?店里没我,是不是冷清得像守寡?”
张姐不生气,反而笑了。她抓起一把瓜子,放在常莹面前。
“来,”她说,“嗑瓜子。说说,寿县有啥新鲜事?”
常莹不客气,抓起瓜子就嗑。她嗑瓜子的方式和张姐不一样,她是用门牙嗑,嗑得很快,咔咔咔,一连嗑好几个,然后一起把仁吐出来。
“能有啥新鲜事?”她说,一边嗑一边说,“还不是那样。我回去给我爸上坟,顺便看看我那三个皮猴子。都挺好的,就是花钱如流水。”
张姐点头,表示理解。
大玲切完葱,走到前厅,站在她们旁边。她看着常莹,看了几秒,然后幽幽地开口。
“莹姐,”她说,声音很平静,“话不能这么说。你不在,张姐骂人都找不着靶子,憋得脸上痘都多长了两颗。这两天火气旺得,她现在站在我旁边,我炒菜都不用开大火了。”
张姐和常莹同时愣住了,齐齐转头瞪向大玲。
张姐:“???”
常莹:“???”
老刘在后厨门口,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赶紧缩回头。
常莹反应过来,嗤笑一声,转向张姐:“听见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就是欠个人跟你吵!”
张姐把瓜子碟子一推,站起来,双手叉腰:“我欠吵?我看你是皮痒欠收拾!回来就回来,穿得跟个花蝴蝶似的,给谁看啊?干活!”
“干就干!”常莹把袖子一撸,露出晒得黑红的手臂,“让你瞧瞧,啥叫真干活!”
她一眼瞅见厨房门口那一大盆刚和好的面团,用白布盖着,鼓鼓囊囊的。她大步走过去,嘴里嚷嚷:“这面得醒到位!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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