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着应承，心里却是一片大雪茫茫。说到底继父的身份，像一件借来的大衣，看着体面，却始终不合身，也暖不了自己的骨头。他站在血缘的玻璃门外，呵气成霜，看着门内母女相拥的暖热画面，知道自己永远是那个“需要被感谢”，却无法理直气壮“被需要”的客人。
广播又在催了。
英子拎起箱子，背好背包，又朝王强、朝周也的家人挥了挥手，转身往检票口跑去。她的马尾在脑后甩动，白色的T恤在灰扑扑的人群里很显眼。
王强追了两步，大声喊：“英子姐！也哥！寒假见！”
周也在检票口里面回头，朝他挥了挥手。
火车汽笛长鸣，悠远，带着金属的震颤。
常松站在原地，看着检票口的方向。红梅站在他旁边，抱着小年，还在哭。
钰姐已经不哭了。她擦干眼泪，戴上墨镜，走过来，站在红梅旁边。
“红梅，”她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别哭了。孩子们长大了，咱们就放心吧。”
红梅点头，但眼泪还在流。
常松搂住红梅的肩膀，搂得很紧。他看着远处，火车已经开动了，慢慢地，加速，然后消失在视线里。
他松了口气。心里那块石头，随着火车开动，才慢慢落了地：小丫头，总算是去上学了。
王强还在那儿站着，看着火车消失的方向，挥手。挥了很久，直到手酸了，才放下。
他转身，往回走。走着走着，眼泪又掉下来了。他用手背抹掉，但抹不完。
他想，都走了。也哥走了，英子姐走了，军哥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少年的孤独，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起来。它像一只被粗心落下的袜子——明明早晨出门时，同伴们都还成双成对，热热闹闹。可列车一到站，大家就被各自的未来匆匆卷走，奔向不同的远方。只剩他这一只，被遗落在原地这只名为“现在”的空鞋柜里，不知所措，只能等着慢慢积灰。
他吸了吸鼻子，继续往前走。
中午。幸福面馆只有两桌客人。吊扇在头顶转，扇叶上积了层灰，转起来有轻微的嗡嗡声。
张姐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旁，面前摆着一小碟瓜子。她翘着二郎腿，手指捏着瓜子，咔一声嗑开，舌头一舔，把仁卷进嘴里，壳吐在桌子上。桌子上已经有一小堆瓜子壳了。
老刘在擦桌子。他擦得很慢，一块抹布，在桌面上画圈，一圈，又一圈。擦完了这张，擦下一张。他的背有点驼，擦桌子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大玲在后厨站着，系着围裙，手里拿着把菜刀，在切葱。葱是青葱，很细，她切得很慢，切成均匀的小段。切完了，她把葱段放进碗里，又去剥蒜。
常莹从外面进来。身上套了件红色的短袖，短袖是新的，但穿在她身上有点小，像童装。绷得紧紧的。下面是条黑色的裤子，裤腿挽到小腿。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菜。
她推开门，门上的风铃响了，叮铃一声。
张姐抬起头，看见她，眼睛一亮。
“哟！”张姐说，声音很大，“寿县大使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
常莹翻了个白眼。她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走到张姐对面，坐下。
“我哪敢死？”她说，声音比张姐还大，“死了谁来看你唱独角戏？店里没我，是不是冷清得像守寡？”
张姐不生气，反而笑了。她抓起一把瓜子，放在常莹面前。
“来，”她说，“嗑瓜子。说说，寿县有啥新鲜事？”
常莹不客气，抓起瓜子就嗑。她嗑瓜子的方式和张姐不一样，她是用门牙嗑，嗑得很快，咔咔咔，一连嗑好几个，然后一起把仁吐出来。
“能有啥新鲜事？”她说，一边嗑一边说，“还不是那样。我回去给我爸上坟，顺便看看我那三个皮猴子。都挺好的，就是花钱如流水。”
张姐点头，表示理解。
大玲切完葱，走到前厅，站在她们旁边。她看着常莹，看了几秒，然后幽幽地开口。
“莹姐，”她说，声音很平静，“话不能这么说。你不在，张姐骂人都找不着靶子，憋得脸上痘都多长了两颗。这两天火气旺得，她现在站在我旁边，我炒菜都不用开大火了。”
张姐和常莹同时愣住了，齐齐转头瞪向大玲。
张姐：“？？？”
常莹：“？？？”
老刘在后厨门口，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赶紧缩回头。
常莹反应过来，嗤笑一声，转向张姐：“听见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就是欠个人跟你吵！”
张姐把瓜子碟子一推，站起来，双手叉腰：“我欠吵？我看你是皮痒欠收拾！回来就回来，穿得跟个花蝴蝶似的，给谁看啊？干活！”
“干就干！”常莹把袖子一撸，露出晒得黑红的手臂，“让你瞧瞧，啥叫真干活！”
她一眼瞅见厨房门口那一大盆刚和好的面团，用白布盖着，鼓鼓囊囊的。她大步走过去，嘴里嚷嚷：“这面得醒到位！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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