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喘了口气，继续：
“还黑！跟酱油泡过似的！”
常莹低头一看，脸涨得通红，那红从脖子根往上蹿，一直烧到耳朵尖。她两手慌忙地捂住胸口。
张姐不饶她，双手叉腰，下巴抬得高高的：
“捂什么捂？有什么可捂的？就那二两排叉骨，前平后板，正面反面分不清！人家隔壁客再来蒸馒头，还知道发一发才能上锅呢！你那——”她上下嘴皮一碰，笋就掰下来了，“省布料！做你一件衣裳，剩下的布头够给你侄子小年做条裤衩！”
张姐笑得直不起腰，扶着桌子喘气：“哎哟喂，常莹啊常莹，我算是看明白了！你那秋衣上那个窟窿，不是你穷得买不起新的，是你这两根排叉骨戳破的吧？可惜啊——戳是戳破了，该有的愣是一点没长！”
常莹张嘴想骂——可张姐那嘴是机关枪，根本不给她换弹夹的时间。
张姐一摆手：“别说话！你一说话，气一喘，你那排叉骨跟着晃，我看得眼晕！知道的说是人，不知道的以为谁家晾衣杆成精了！”
她缓了口气，又补一刀：“你说你天天挺着胸走路，我当你多有料呢！敢情是怕它们折了？也是，就那两根，断了都接不上！”
张姐的嘴，是菜市场最毒的秤，称出来的全是别人的短处。她说常莹是排叉骨，自己是五花三层，五花三层配排叉骨，这锅汤谁喝得下去？
常莹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半天憋出一句：“你……你……”
红梅抱着小年退到墙角。
她退的那几步，退了半辈子——从蒲大柱的拳头前退到常松的屋檐下，从自己的青春退到儿女的摇篮边，退到墙角才发现，背后是墙，前面是架，无路可退了。
嘴里喊着别打了，喊得很大声，声音却只在嗓子眼里打转，像电视里放的武打片配乐——热闹是热闹，跟台上打的人没什么关系。
她看着张姐薅住常莹的头发，看着常莹反手扯开张姐的毛衣领口，心里那根绷了几个月的弦，忽然松了一瞬。
打吧。她想。
打了也好。
有些事，憋久了会烂在心里，烂成脓，烂成疮。不如打一架，把脓挤出来，把疮挑破了，疼是疼，但至少能透口气。
她看着那扭打的人，忽然想加入——不是帮谁，是想跟日子打一架，把那看不见的对手薅出来，扯头发挠脸摔在地上。
小年在怀里扭，她下意识拍了拍他的背，眼睛还盯着那俩人。
常莹天天惹事，嘴比脑子快，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像欠她的。支使她干点活，脸拉得比驴脸还长。可你让她走，又不能。常松临走时说了多少好话：姐一个人不容易，三个儿子要养，你就当帮帮我，让她在店里搭把手，管吃管住，每个月还能还咱们二百五，慢慢还，不着急。
二百五。
红梅在心里把这数字过了过。
二百五。这数字像是冥冥中的谶语——常莹拿二百五的月钱，干着二百五的蠢事，最后活成别人眼里彻头彻尾的二百五。可谁又比谁聪明呢？站在一旁看戏的人，何尝不是在演另一出二百五的戏？
她没嫌还钱慢。慢慢还，也是还。
可你能不能消停点呢？
今天得罪张姐，明天得罪客人，后天跟大玲甩脸子。这店是大家的饭碗，你摔了碗，谁还吃饭？
她又看向张姐。
张姐正揪着常莹后脖领子往上提。
张姐这个人，嘴毒，心热。这些年交情了，红梅比谁都清楚。
可是张姐啊。
你老公吃药这种事，你怎么能跟我说呢？
你跟我说，我怎么办呢？
我听完了，烂在肚子里，谁也不会告诉。可常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了，今天当面揭你的疮疤，你来怪我。
我能怪谁呢？
怪张姐不该说？怪常莹不该传？
还是怪日子太烂，烂得人人手里都攥着别人的把柄？
我只能站在这儿，抱着我儿子，看着你俩把这店当成了摔跤场。
小年哼了一声，小手攥紧她的衣领。
红梅低头看他。
小年眼睛黑亮亮的，正盯着那俩扭打的大人看，看得目不转睛。
红梅抬手，把他的脸轻轻转向自己胸口。
别看了。她想。
这世上的烂账，你长大也得一笔笔算。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可她又想，也许不用。也许他这一生，会比她们都顺遂。母亲拼了命往前趟路，趟出来的那点平坦，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不必再踩进同一个泥坑吗？
常莹哇一声又哭了。
红梅抬起头。
张姐正指着常莹敞开的领口，笑得浑身肉颤。
红梅使劲绷住脸，确实是一副焦急的表情，往前走了两步。
“张姐！常莹！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下午一点，北京胡同口。
英子坐在条凳上，背对着风。白色羽绒服裹得严实，帽子边上一圈灰兔毛，风吹过来，毛茸茸的蹭着脸。她腿长，牛仔裤脚堆在白色板鞋上面，露出一截浅灰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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