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是打工的。
你是合伙人，常莹是红梅的姐姐。
我呢？
我就是那个死了老公、没背景没靠山、多说一句话都怕明天没活干的外人。
你什么时候拿正眼看过我？
这世上最深的恨，从来不是咬牙切齿，而是冷眼看着对方撕咬，心里轻轻说一声：打，使劲打，让我看看你疼的样子。
还有你，常莹。
你算个什么东西？
弟弟家蹭吃蹭喝，弟媳妇坐月子你伺候了几天？店里的活儿你干了几样？
不就仗着那点血缘吗？
不就仗着你姓常吗？
你跟我摆什么老板家人的款？
现在打起来了。
真好。
她看着常莹被张姐按下去又挣起来，看着张姐指着常莹胸口骂得唾沫星子横飞。
她嘴角动了动。
没笑出声。
大玲看打架，就像男人看A片——自己不上，但巴不得屏幕里的人干得再狠点。
在这一瞬间，她心里那口憋了一年的浊气，像被针扎了个眼儿。
嘶——
一点点往外漏。
舒服。
痛快不是善良的亲儿子，是正义的私生子。它不需要道德许可，只需要一个能撒气的对象就能认祖归宗。
她俩这招招式式，大玲太熟了。
自从常莹来这帮忙，张姐和常莹吵了有八百次架！
起因有时候是地扫得不干净，有时候是钱算错了五毛，有时候什么也不为——就是两个人迎面碰上，一个看不惯另一个的走路姿势，另一个嫌这一个翻白眼的幅度太大。
她从来不插嘴。
不站队，不劝架，不表态。
问就是“我耳朵背，没听清”。再问就是“我就是个打工的”。
她看出来了。
张姐瞧不上常莹，是觉得常莹蹭吃蹭喝蹭得理直气壮。
常莹恨张姐，是恨张姐处处比她强——比她有钱，比她体面，比她在红梅面前说话有分量。
两个人都憋着火。
大玲的哲学，是墙头草的哲学，是泥鳅的哲学，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乘以“关己更要装没看见”的平方。
这店里太挤了。
几张桌子，一个收银台，一条窄过道。张姐占一头，常莹占一头，红梅抱孩子站收银台，她在灶台边。
天天脸对脸，背贴背，躲都没处躲。
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挤到转身都难，要么变成亲人，要么变成仇人。最惨是挤成邻居——天天碰面，年年不说话。
大玲把之前择好的菜放进水盆里，开了水龙头，冲得很慢。
她脸上没表情。
心里也没多少快意。
就是松了一口气。
打工者的最高境界，不是鞠躬尽瘁，而是灵魂出窍。人站在店里，魂飘在店外。大玲早学会了，在这店里，谁赢她都输，谁输她都赢。唯一的区别是，今天这场戏，终于有了高潮。
打吧。她想。
打完了，伤养好了，账算清了，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红梅实在看不下去了，把小年递给大玲，走过去拉张姐胳膊。
“张姐，你消消气。常莹嘴贱，我让她给你道歉。”
张姐甩开她的手。
“道歉？她道歉值几个钱？”
红梅说：“那你也骂她了，扯平了。”
张姐转过头，盯着红梅。
“红梅，我就问你一句话。”
红梅不说话了。
“老刘吃药那个事，”张姐一字一句，“我两个钟头之前，在这店里，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红梅张嘴：“我没跟任何人讲。”
“那她怎么知道的？”张姐指着常莹，“两个钟头！我就告诉了你一个人！两个钟头之后她连老刘挂哪个科都知道！话是从你嘴里出去的还是从你屁.眼里出去的？”
其实春兰不懂，秘密一旦说出口，就不再是你的了。它长了腿，生了翅膀，装了声呐。你以为它烂在肚子里，它早就从你毛孔里钻出去，顺着汗味飘遍全城。
秘密是个婊子，谁给钱就跟谁睡。你以为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它早扒着墙缝钻出去，挨家挨户敲门问：哎，想听点新鲜的么？
红梅脸涨红了。
“我真的没讲。”
“你没讲？你没讲她是神仙？她会掐会算？她半夜托梦问的老刘？”
红梅张了张嘴，发现喉咙里堵着个东西，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张姐往前逼一步。
“红梅，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你摸着良心说，我张春兰对你怎么样？”
红梅没动。
“那时候你在服装厂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钟头，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我跟你一排工位，我家老刘给我送夜宵，我让他多带一份，我分你一半。你忘了？”
红梅眼眶红了。
“后来我给你介绍常松。你当时什么条件？男人进监狱，你自己不清不楚的从大山里偷跑出来。带着个丫头片子，没房子，没工作。人家常松呢？头婚，大小伙子，跑船一年挣那么多钱。人家凭什么要你？没有我张春兰两头跑、两头说好话，你李红梅能有今天？你能有小年？你家英子能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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