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刚下车。”红梅握着手机，手指收紧了，“嫂子，你在哪个位置？”
“我就在出站口！穿着裙子那个！你出来就看到我了！”
红梅挂了电话。
客运站门口人挤人。扛蛇皮袋的，拎塑料桶的，抱孩子的，蹲在地上吃洋芋的。
常松从路边走过来，手里攥着车钥匙。他们租了一辆银白色的捷达，车停在广场对面的停车场，车身溅了不少泥点子，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灰。
“车租好了。”常松说，“八十一天，押金一千。”
英子牵着小年从台阶上走下来。小年手里攥着半袋小熊饼干，饼干渣挂了满嘴角，另一只手拽着英子的裤腿，拽得紧紧的。
英子扎着高马尾，紫色绒毛发圈。香芋紫短袖领口系着小蝴蝶结，浅蓝色牛仔A字短裙，裙摆毛边。紫色中筒袜，白色厚底运动鞋。米白色长带帆布包斜挎身侧，包身外面缝着一个小口袋，插着一瓶矿泉水，棕色小熊挂在包带上。
小年站在旁边，低头抠背带裤上的小星星。鹅黄色短袖上印着一只小恐龙，领口系着一个黄色波点领结。圆圆的小脸埋在低头里，肉嘟嘟的胳膊露在袖口外。他抬脚踢了下地上的石子，左脚棕色皮鞋的魔术贴翘起一个角，白色波浪边袜口堆在脚踝上。
红梅蹲下来，给他重新贴好。手指按着魔术贴，压了两下，小年扭着脖子躲，她捏住他的下巴，不让他动，贴好了才松手。
她站起来。
墨绿色丝质衬衫，塞进米白色阔腿裤，脚上一双裸色低跟皮鞋。耳朵上一对金色小圆环，手腕一条极细的黄金手链，坠着一颗小金珠。头发是新烫的大卷，散在肩上，发尾微微卷曲。来云南之前特意烫的。
脚下是水泥地，坑坑洼洼，裂缝里长着草。广场不大，停着几辆面包车和中巴车，车身写着“石林—昆明”“石林—陆良”。地上有瓜子壳、塑料袋、一滩黑色的水渍，旁边蹲着个男人在抽烟。
车站是一栋两层小楼，白色瓷砖贴面，有些地方的瓷砖掉了，露出灰色水泥。一楼是售票厅和候车室，玻璃门上贴着“凭票入内”四个红字，掉了两个。二楼窗户开着，楼顶竖着几个红色铁皮字：石林彝族自治县客运站。“自”字歪了，往一边斜。
广场对面是一条街，铺面一间挨一间。卖饵块的，修手机的，卖化肥的，门口都撑着遮阳棚，蓝色红色的塑料布，有的破了，用绳子绑着。街上人不算多，几个穿彝族衣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卖菜，面前摆着竹篮，篮子里装着葱、香菜、几把干辣椒。
常松拉开车门，把行李箱往后备箱塞。箱子太重，他抬起来磕了一下，后保险杠蹭掉一块灰，他低头看了一眼，用手抹了抹，没抹掉。
红梅站在车旁边，没动。
“妈。”英子走过来，碰了碰她的胳膊，“你哭什么？”
红梅没说话。眼泪掉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衬衫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英子看着母亲的眼泪，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你出生的地方，一个是埋葬你青春的地方。母亲的青春，埋在了安徽。而她的青春，正在这场认亲的路上，被连根拔起。
常松关上后备箱，走过来。灰色polo衫领口被风吹得翻起来，他用手按了按，没按服帖。把手搭在红梅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又放下来。
小年仰着头看红梅，饼干举起来：“妈妈吃。”
红梅蹲下来，把小年搂进怀里，脸贴着他的头顶。小年头上汗津津的，一股小孩味混着汗味。她搂着没松手。
英子站在旁边，伸手摸了摸小年的头，又把手收回去。
“之前叫路南。”红梅站起来，用手背擦眼泪，声音哑哑的，“我走的时候，还叫路南。”
常松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没说话。
红梅看着对面那条街，看了很久。街上那排铺面，有好几家是新盖的，铝合金门窗，白瓷砖。但有几栋老房子还在，土墙，黑瓦，墙根长着青苔。
“以前都是土路。”红梅说，“坑坑洼洼的，下了雨全是泥。车也少，有个拖拉机都不得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的。”
说“走”不准确，是被塞进一辆面包车的后座，嘴里塞着布，双手被绳子捆着，醒来就到了几千里外的一个陌生地方。那条路，她没得选；今天这条路，她自己走回来。一个人这辈子最奢侈的事，不是有钱，是有得选。
常松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又搭在她肩上，这次没拍，就那么放着。
“别哭了。”他说，声音有些哑，“以后孩子大点了，随时回来。”
红梅没接话，眼睛还盯着那条街。
故乡这味药，专治思乡的病。可病了太久的人，突然灌下一整碗，五脏六腑都会痉挛。她站在这里，站成了一个矛盾——身体是归人，心是过客；眼睛看的是故土，脑子里过的，全是这些年在那几千里外受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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