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时分，张延随李荣盛他们来到大柳屯，住进一座土墙围起来的院子。
大柳屯原本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土屯子，随着小鬼子搞“集团部落”和保甲连坐，逐渐发展成一个近5千人的集镇。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把散落的村子合并成一个大村镇，便于集中监视，以彻底掐断抗倭武装与老百姓的联系。
这一招非常狠，也非常高明，一下子就打在了各地抗日武装的七寸上。
他们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援，情况急转直下，陷入了缺衣少粮、举步维艰的境地。
经济封锁加上军事围剿，还有各种劝降等心理战三管齐下，“三年肃正战”的效果十分显着。
曾经动不动就几千上万，甚至几万的人马的抗日武装，就这么被瓦解了。
新民县作为曾经抗日义勇军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小鬼子的控制不可谓不严格。
镇上驻扎着一个连的伪满警备旅，和一个50来人的伪满警察“派出所”。
不过早在几天前，这两个机构就被李荣盛他们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现在，几名东北籍的血牙队员被安进了派出所，控制了整支警察队。
另外有一个分队10人进了那个伪满警备连，控制了那100来人的伪军。
原本，派出所和警备连分别有一头小鬼子当队副和教官，但它们第一时间就被干掉了，其他伪军就不敢造次。
不过这种事瞒不了太久，只要上面来检查，或者县城的型倭寇多日没有收到报告，肯定会起疑心。
但李荣盛也没打算长期潜伏，这里不过是他们临时歇脚过渡的地方而已。
过几天，他就带着队伍直接攻打新民县城，然后收拢周边的抗日武装，带着队伍去打阜新煤矿。
吃过早饭，在李荣盛给张延送来几张盖了大柳屯派出所公章的“良民证”。
张延看了一眼，轻笑道：“等你这边一打起来，我们拿着这个良民证，就等于通缉证！”
李荣盛汗颜道：“我考虑过这一点，但别处的证件章我暂时没有...”
“所以，艺多不压身啊！”
张延说着，转身取出一套刻章工具，照着那良民证上的章印，刻了几个“萝卜章”。
一个是奉天警察厅民政处户籍科的章印，一个哈尔滨警察厅户籍科，一个是新京警察厅户籍科的章印。
然后他照着良民证的材料，分别给自己、王三元、廖雅晴、辛琪、白真英、左迎香制作了3张“良民证”。
除此之外，他们从六安出发前已经各自准备了一套倭国公民的身份，也就是所谓的“国民手帐”和“海外旅券”。
所谓“国民手帐”相当于倭国人的户口本，“海外旅券”则是护照。
这个时期，关东军对户籍的管控极其严格，哪怕是倭国公民，要出入“满洲”都要持本国户口和护照，否则被视为黑户，轻则遣返，重则坐牢。
张延的倭国人身份叫高桥正男，年龄25岁，长崎人，是一名妇科医生。
洋子名为高桥洋子，是张延的妻子兼助手，同时也是一名儿科医生。
他们还有一名助手叫山下彻也，其实就是王三元。
辛琪恢复了山口幸子的本名，不过籍贯却改成了东京，白真英是她妹妹，叫山口英子，她们两个是来寻亲的。
廖雅晴也恢复了本姓，不过名字改成中村雅子，京都人士，是一名记者。
除了廖雅晴，其他人的倭国人身份要等到了沈阳之后才会拿出来，不然很容易在路上被关东军特高课的盯上。
因为一群倭国公民突然出现在新民这样的小地方，怎么看都值得怀疑。
关东军对持本国身份来东北的普通公民，其实防范更严厉，万一是冒充身份，那可是啪啪打脸。
这种事，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甚至有倭国荭党冒充关东军军官，窃取机密后向苏军告密——所以不得不防。
因此，张延才给大家再弄一套良民证，以便买票坐火车去沈阳。
...
1月4日上午10点，新民县火车站的售票厅里，排起了长长的购票队伍。
张延就在队伍中间。
此时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皮袄子，下身是一件半新的棉裤和一双被血水打湿的棉鞋，脑袋上戴着大耳帽。
如果仔细看，他的脸上已经“长”满了胡茬，脸色蜡黄，身体微偻，活脱脱一个饱经风霜的东北农民。
洋子和王三元也是乡下农民打扮，两人靠在售票厅门口，双手拢在袖子里，脸上包着毛巾，不时跺几下脚。
相比起来，同样排队买票的廖雅晴和辛琪几个，穿得就体面多了。
白真英是大柳屯王财主家的千金，在沈阳读书，元旦回家探亲的，辛琪是她的同学。
两人穿着呢子大衣，脚下是暖和的皮鞋，脖子上围着围巾，脸上蒙着丝巾，看着就亭亭玉立，香甜可口。
许多排队的人自动离她们远一点，这种看着家境不错的女人，家里大多与倭寇有点就有关系，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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